前沿报告：关注经济高增长下的安全隐患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了25年，突破了西方学者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不超过22年的增长极限的判断，被称为“中国奇迹”。2004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然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系统内生风险也不断积累。

　　“三高三低”隐患多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认为，去年经济增长中存在“三高三低”现象，持续下去会影响经济快速增长。所谓“三高三低”，一指“高消耗低产出”。单位GDP消耗掉的资源太高，不能支持长期发展。二指“海外需求增长高，国内需求增长低”。海外需求去年增长了30%，但是国内需求只增长了9%。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越高，就越增加不稳定的因素，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变动、外汇变动等将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内市场很广阔，但多年来扩大国内市场成果不大。三指“投资力偏高，消费力偏低”。一般发达国家投资消费比是2：8，发展中国家一般为3：7，我们去年投资力超过42%，消费力只有58%，这说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不够合理。这并非绝对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不足。“三高三低”现象是影响我们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发展不均衡矛盾突出

　　中国经济安全所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是否被有效公平地分配？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现在农业产出占GDP的份额只有15%，但农业所维持的人口则占全国的60%，农业吸纳了50%的劳动力。这是突出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对下一阶段经济的增长会造成很大影响。

　　现在农村还有上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以下，一年的收入低于627元。城市处于最低保障线以下的也超过千万，占全国城镇人口的6%。北京市仍有22%的低保户无房住，另一方面却别墅成片。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对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城乡的差别也在扩大。城乡差距是1：3.24，如果加上各种补贴，城乡差距是1：4。这些问题都是在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存在的隐患。我们既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隐患。

　　金融体系比较脆弱

　　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反映在银行的低效率以及政府垄断定价所形成的一种低效率运行的特征上。徐宏源认为，无论是四大国有银行还是其他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业务，而传统业务中95%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存贷款息差。目前我国的存贷款息差是5%—6%，这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水平。这种价差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的低效率的体制，掩盖了低效率的事实。可能在调控中为了保护商业银行的短期利益而牺牲了中长期利益。2007年1月1日后，国外银行可以开展本币业务即人民币的存贷款业务，到那时国内银行的低效率、落后的技术、脆弱的财务资产负债状况会面临严峻挑战。仅仅有金融创新是不够的，还要有金融体制的重构。

　　能源与产业安全是挑战

　　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挑战有两大问题，一个是能源安全，一个是产业安全。

　　徐宏源认为，包括粮食、石油、铁矿石等在内的能源安全问题，可能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中都会面临的问题。资源是可贸易的，但其中有技巧，比如如何规避价格风险。例如石油，今年进口可能会超过1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但我们在世界的原油定价机制上没有话语权。我们应允许国内大的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同时在国内建立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让别的国家也来关注我们国内市场的价格变化，在国际商品市场上要有发言权。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不是有没有资源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拥有充足的资源，而是要在贸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讨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产业有不少控制在国际资本手里。如果逐渐开放，我们的银行、保险业，外资控股会越来越多。目前，制造业的利润相当一部分给了跨国公司。徐宏源认为，现在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已没有必要。加入WTO后，已经到了深度开放阶段，并且外资已对政策优惠不看重。

　　现在中国市场是三种资本的较量，第一是国际资本，第二是国有资本，第三是民间资产。

　　本报记者 徐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