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拐点

　　浙江正走向历史的拐点，如今正处在最大规模的思想融汇时期。体制优势已经不再、土地资源全线告急、和传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专业市场遭到挑战—浙江经济显然已走过了它的原始积累阶段。在全球化和网络化逼近的时代，浙江经济往何处去？这是浙江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困惑

　　浙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当你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乘着大巴驶向市区时，空气清新、路边电网密布、移动通讯基站随处可见。最令你纳闷的是，这里见不到你想象中的江南农村的景象，一排排仿哥特式的三层民居会使你疑心浙江的农田在哪里？而另一方面，大巴里的VCD正在播放一个企业管理课程，讲课的是一个台湾人，生动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无疑吸引了车内更多人的注意力。外面高速公路两边竖立的，全是纺织、化工企业的大幅广告。

　　这恰恰是整个浙江的一个缩影。工商业给浙江带来了巨大变化、民间富有、电力紧张、浙商们更强调实际经验、产业集聚使得浙江产品保持着竞争力。实际上，浙江算得上是中国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省份。人们恐怕很难想像，50年前的浙江由于战备考虑，国家几乎没什么大投资，而土地资源都极其贫乏，浙江的富庶并不具有先天的优势。

　　这个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份是中国工业化的榜样。在浙江特别是东部，除了山上天然的植被和名声远扬的茶叶外，几乎看不到有人在农田里耕作，为了鼓励农民耕种，浙江省已经准备取消农业税了。但这似乎并不紧要，因为浙江的基因已经在十几年前开始改变了，制造业的血统开始成为主流。跑在浙江的公路上，你可以发现厂房、广告牌是主干路旁不可或缺的风景；而在乡间，涂在墙上的广告之多更令人咂舌。看到这里，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浙江民间制造业的发达。

　　现在浙江之富，几乎让你不可想象。一个镇的财政收入很轻松地迈过亿元大关，一个村可以靠做纽扣而人人抽上中华烟，绍兴一个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盘踞着3家上市公司。目前，浙江工商业领域的非国有经济比重已从1978年的38.7%蹿升到了95%以上。

　　然而繁华背后并非没有危机，人们对浙江经济的忧虑是从温州GDP增速的异常滑落开始的。2003年1至9月，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而从表象上看，外移的财富(这使得温州有名的“炒房团”颇受诟病)、能源的瓶颈、外省的压力、上海的光环、地下钱庄的暗流，让浙江经济蒙上一丝阴影。人们不禁要问：浙江究竟怎么了？

　　温州的危机不仅仅属于温州，更是整个浙江的，放大到更大的范围来说，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竞争力所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浙江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浙江的产业集群大多数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家庭作坊式的企业有增无减，这些一度都是让浙江经济和浙江商人扬名立万的基础，现在却要面临内外巨大的压力。

　　更大的背景在于，浙江正走向一个历史的拐点，财富、创造财富的浙商、内在驱动造成的市场化程度—浙江显然已迈过了它的原始积累阶段。未来方向有两个：其一是谋求资本的更大突破、创造更多的上市公司、把企业做大做强、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塑造品牌、应对反倾销)；其二，则是浙江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集群所要直面的—技术革命带来的网络化的压力和挑战(竞争将更加没有门槛)。这既是浙江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被人们谈论了十几年之久的“浙江模式”将做何改变？

　　“我是浙江人”

　　丁建军的轨迹和别人相反，但却是一个地道的浙江人的做法。2001年毕业之前，他还在学校里办着一个经济学会，此时北京已经谈网色变了，可是新经济的概念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远在西安的他。毕业之后，他就想应该找一家互联网公司，后来在北京遇到了周鸿，周说所有进3721公司的人都要从底层做起，于是丁就从电话销售开始，然后做渠道。

　　如果不是浙江人，丁的轨迹应该是在3721公司努力的工作、然后升到高位，或者跳槽到更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丁的想法很直截了当，他在大公司学到了东西，目的就是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去应用。后来他发现自己最大的资源一个是互联网，另一个就是纺织，因为很多的朋友和同学都是做纺织，或者在纺织企业里边，而且纺织业真的是相当大。

　　几乎所有在浙江投身网络的高手都是这样的“偏执狂”。中国服装网的廖斌从小在服装厂大院长大，孙德良做中国化工网是因为他发现了浙江这个精细化工的王国，而汤金乾对永康五金企业老板们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国外的风险投资商—就在宁波人丁磊、新昌人陈天桥走出浙江寻找互联网的真谛时，这些人留在了本地并且扎根下来。

　　这其实和他们的父辈没有太大区别。在人均只有3分地甚至更少的浙江，许多浙江人挑着货郎担走了出去，这一走延续了上百年，也由是有了浙商这样的称谓。

　　浙商们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而“鸡毛换糖”的义乌人正是上一代浙商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浙江游商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这些人，远的在南非、加纳、美国，近的如北京的“浙江村”。这些人在国外通过国内的亲戚朋友进行进出口交易，他们早已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化网络，而走出去的人则把资金、经验、经商之道又都带回了乡里，更重要的是带回了新观念、新市场、新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形成了中国最完善的“网络社会”。传统产业里大规模的企业很少，大量的小企业按照朴素、自发的市场规则形成了一个分工严密的生产网络；而这个生产网络又是被更加庞大的销售网络所带动；这个销售网络又被浙商们组织严密的社会网络所控制。这种立体网络体系已经成功运行了几百年，并且现在还在发挥着最大的效益。

　　只是一个问题，目前浙江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焦虑，是否应归咎于这老一代的“网络社会”？

　　压力

　　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里。一件黄马褂居然卖到了50元，去市场里拉货的零工必须穿着它才有进入的权利。这个市场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来只是柯桥镇上自发形成的一条“布街”，然后逐步发展为棚屋式结构的轻纺产品地摊市场，现在成了亚洲最大的纺织品贸易集散地，经营户1万4千多户，年成交额超过400多亿元。

　　纺织品面料只是一个中间环节，其上游有服装、印染业，其下还有原料、辅料市场。对于纺织贸易来说，地理空间的集聚不仅有利于节省采购成本，也便于了解行情做比较。做生意无非是买或者卖，这种简单逐利的模式并不妨碍只懂得四则运算的小老板们拥有轻纺城下停着的高档汽车。

　　这种生意之道和短信模式何其相似。中国移动给你一个摊位(允许新浪们在移动梦网的平台上运行)，刨去成本你只赚极低的毛利，然而每天的量却是以几十万计，仅仅凭借于此，你就可以租下东方广场、现代城的写字楼或者绍兴轻纺城的营业间。不要小看这个远离皇城根的江南小镇，轻纺城最近的一次国土使用权拍卖的价格是每亩1348.48万元，每平方米超过2万元。

　　集聚的市场和产业正是浙江经济赖以生存的根本。绍兴的轻纺产业群、嵊州的领带产业群、永康的五金产业群、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群、永嘉的纽扣产业群，这些星罗其布的产业集群正创造着另外一种跨国公司的规模。

　　说浙江没有全球500强企业是一种西方模式的误解。浙江这个“跨国公司”总部的每个车间都是一个独立的公司，完全以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积木式组合，分工既细又有极高的效率。费孝通在《温州行》一文中，总结出了“小商品、大市场”六个字。而经济学家钟朋荣则将浙江经济喻为“小狗经济”，灵活善变，协调自如，其生存能力远胜过更大的斑马。

　　如果没有技术革命，浙江的经济应该可以称得上完美了。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慈将浙江产业群和意大利的柔性专业化产业区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当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开始衰落之时，意大利中、东部的许多传统产业却惊人增长。这种产业共同体能够允许持续的变化而不是试图控制变化；哈佛的波特教授更是将其誉为“钻石模型”。

　　柯桥镇现在既有水路、公路、铁路，一个规模更大的物流中心和汽车旅馆也正在兴建，然而问题不在于此。长驻轻纺城的王晋华领着我们从东区参观到北区，然后算了一笔帐，如果一个采购商要逛完这里所有的摊位，需要3个月的时间！

　　市场的瓶颈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问题是，传统市场经济中所积累的信用和交易惯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下遇到了阻碍。浙江大大小小的企业集群逐渐被并入全球供应链中，而地方网络则进入了跨国公司的OEM网络；在全球化范围的“订单主导”下，来自于江苏、上海、福建甚至国外其它产业带的压力都很明显，原来不可复制的生产要素遇到挑战，因为无论是土地还是资源都不是浙江的竞争力之本。

　　相反，土地、电力、能源、乃至水这些初级生产要素开始全线告急。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据相关人士介绍，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

　　隔三岔五的限电拉闸更是让浙商们最头疼的问题，现在许多工厂和家庭作坊都购买了发电机，当电力公司拉闸的时候，你会听到此起彼伏的发电机启动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于浙商们来说早已经习惯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有办法，即使污染环境也要用发电机来生产，不然订单完不成的话，不但不能收款，还要赔给对方补偿金，下一次的订单自然是不会有了。

　　而销售网络也面临问题。不仅仅是纺织，服装、五金、电器、桑蚕，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历代的祖辈们所没有遇到的挑战和局促，压力有的很朴实：比如扩大品牌宣传、谋求国外订单、建立内贸外贸关系；有的则更“高级”：如何在生产中量化成本、如何接收跨国公司发来的订单—那些订单完全是数字化的格式。

　　甚至浙商们引以为豪的社会网络都成了问题，这种网络现在被贬低为“人格化交易方式”，以至形成市场交易中的不公平，外资难以进入，而民间资本大量外流。

　　情况已很明显。浙江经济过去一路领先的制度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优势也不再是唯我独有，而这次的战争主战场已经改变—市场经济“不进则退”，浙商将如何再造上百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