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GDP增速达两位数，我并不吃惊”

　　——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裴远颖

　　-本报记者 孙超

　　中国经济时报：您可以描述一下您脑子中的印度吗？

　　裴远颖：我作为驻印度大使，从1994年12月上任到1998年4月离任，一共3年零3个月的时间。

　　我刚接到通知要去印度工作的时候，觉得很兴奋。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灿烂的文化和奇特的国情，一直吸引着我。同时也觉得这个任务很有挑战性，因为由于种种原因，中印两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

　　初到那里的第一印象是，现实的印度和我脑海里所勾画的印度有明显的差距。到印度之前，我看了很多关于印度的书籍，而且同很多曾经在印度工作的朋友进行了交流。尽管对这个国家落后方面，比如说环境的“脏、乱、差”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是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在首都新德里的近郊，贫民窟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后来?我慢慢发觉，在这些不加掩饰的落后现象的后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是颇有成就的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资源、沉稳的国民心态，是印度独特的优势。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虽然没有中国快，但是相对比较均匀，并没有大起大落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经济时报：宗教在印度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否也是印度社会一大特点？

　　裴远颖：世界上几大主要宗教在印度都有，以信印度教的人数最多(占人口的82%左右)。印度教(其前身是婆罗门教)的轮回学说在印度人中的影响很深，认为人生的现世是前生决定的，而现世决定着来生。这种宿命论的思想使普通印度人有一种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心态。印度的街道虽然很拥挤，但是很少看到打架甚至是争执的现象。很多印度人吃素，不杀生，神牛满街跑，和宗教都有关系。当然，由于印度宗教状况复杂，宗教冲突也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印度有名的种姓制度也是起源于印度教教义。这是在社会分工和种族差别基础上建立的等级制度。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和武士；第三等级是商人和手工业者；第四等级是农民。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是等级之外的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按照这种制度，等级是不可逾越的，世代相传，永不改变，而且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甚至不能同位而坐、同席而食。尽管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废除种姓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实际上仍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起作用。比如，我们使馆雇佣当地人做园丁和清洁工。这些人来自不同种姓，按照传统的分工工作，绝对不干种姓之外的事。浇花的比打扫卫生的种姓要高。有一个管打扫的印度人有事不能出勤，我们使馆办公室人员就和一个园丁说希望他能代替帮忙打扫一下，但是他拒绝了，他表示，宁愿被解雇也不愿去打扫，因为这和他的种姓不符。这个事例说明等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也不能说现在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比如说印度的前总统纳拉亚南，也出身贱民阶层，通过个人奋斗，最后成为了印度总统。

　　印度经济已经具备了较快增长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印度上个财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10.4%?这不仅是印度记录中最高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中国过去8年来任何一个季度的增长率。这令很多国家和地区感到震惊。

　　裴远颖：对于10.4%的增速，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从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年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6%到7%左右。这个增长率在世界上不算低。最近几年，印度发展明显加快，改革的效应进一步显现。印度的经济每年增长率提高到了7%到8%。当然，10.4%只是一个季度的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也很难说能长期保持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印度经济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由印度国际环境、印度的自身条件和印度政府的改革政策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印度经济已经具备了较快增长的条件。

　　中国经济时报：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裴远颖：印度经济增长对印度是好事，对中国来讲也是件好事。印度经济增长了，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也扩大了，两国就有更多的条件发展经济交流，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也是有利的。

　　当然，压力也是有的。主要体现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有中印产品有所重叠，特别是在纺织品、化工品方面。也就是说，在投资来源、产品市场方面会存在竞争。印度总理瓦杰帕依曾说过，中印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但是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健康的竞争关系能够促进合作。就像赛场上的选手竞技，有利于双方提高自己的成绩。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促成了10.4%的增长，换句话说，印度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裴远颖：我认为印度经济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市场经济的经验丰富。印度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长，印度在独立之后，虽引进了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但是私营经济占的比例很大。

　　印度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因为它直接继承了英国经济立法方面的内容。印度的现代企业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的管理水平较高，本土大企业多。金融系统运行比较健康，银行坏账率低(约10%)。服务业比较发达，占国民经济的49%。

　　科技人才多，而且素质高。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个统计，印度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的数量占世界第二。直到今天，其科技人才队伍水平仍然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印度许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学历是外国承认的，由于这些人的业务水平和英语水平都是比较高，所以在国外很抢手，国际组织和国际知名企业雇佣了不少印度人。与此相对照，英语不过关是中国高素质人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裴远颖：首先，我们1978年就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印度的经济改革是在1991才启动的。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很多到过中国的印度人都赞扬这点。中国投资环境也比较好。

　　其次，我们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很多，目前印度官方统计它的文盲率在35%，但有人估计实际上的文盲率达总人口的一半。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大制约因素。印度国内人们的文化水平有天壤之别，在社会生活每个角落都很明显。印度的选举也很有意思。因为在印度农村有很多文盲，连选票都不认识，所以每个党派都用一个图案来表示，有的是一只象，有的是一朵莲花，有的是一辆自行车，有的是一个农具。人们看到图案，就知道是哪个党派，以“看图识字”的办法来进行选举。这不得不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经过25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特别是制造业比较发达，这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印度长项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了，英语不过关是中国高素质人才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印度人英语水平比较高，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也总是提到印度人的英语很棒，相比之下，我们给世界的印象不如印度。这是怎么回事？

　　裴远颖：印度人的英语水平高，原因是：一、英国殖民政府在200多年中，大力普及英语。二、印度的教育制度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双语教学。三、印度没有类似于中国的标准普通话或者说是统一的语言。印地语算是讲得人数较多的，但是也就是在北部普及，到了南方就行不通了。所以惟一的沟通工具就是英语。目前印度两种官方语言一个是印地语，另外一个就是英语。如果不使用英语的话，印度北方和南方的人很难沟通。而且，其他大大小小的语言还有成百种之多，仅印度宪法承认的地区语言以及邦官方语言就有18种之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使用英语遣辞造句都很精确、很规范，很书面。我记得在一个外交场合，一个印度人使用了一个很生僻的英语单词，大家都以为没有这个词，但是那个印度人翻开牛津大词典找到那个词说，瞧，这个词怎么没有。虽然印度人的英语发音很特别，但是在并不妨碍他们同别人的交流。

　　中国经济时报：印度的软件业像它的英语一样，世界闻名。

　　裴远颖：印度重视软件业的发展?说明印度政府的远见。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就把科教发展置于重要的地位。1998年印度政府制定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十年规划?提出要使印度成为这个领域中的超级大国。“印度过去失去了一次产业革命机会，现在决不能失去这场信息革命的机会”，这表明了印度要抓信息技术的决心。为了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信息产业很大优厚条件，逐步取消硬件和软件的税收。同时，放宽网络公司上市标准，改组电信管理机构，打破国家对电信管理的控制。印度政府也为软件公司创造更好的服务，提供高速通讯服务。此外，还出资2000多万美元，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扶持中小软件公司的发展。

　　印度安得拉邦(邦相当于我们的省)的部长，率先在他那里实行政府部门和学校的计算机化，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雅号“便携式电脑首席部长”。

　　人才济济是印度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印度软件科技人才每年增加3.5万，工科毕业生(包括专科院校)总数达到近百万人。在硅谷和华盛顿信息技术行业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是印裔。因为信息技术发展较快，印度政府鼓励“海归”，因为国内大有可为，那些海外人才也愿意回去。班加罗尔被称为是“印度的硅谷”。

　　印度软件产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2001年，其总产值已达近100亿美元，并以每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印度政府规划，软件业总产值在2008年达到870亿美元。

　　印度认为信息产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较低，能源、原材料消耗也低，想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用信息产业来带动经济增长。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说法，这种模式是否行得通也有待检验，但是这个思路确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之处。

　　现在我们不时听到一些来自印度的、看来似乎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印度人在实践中还是很务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