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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认为，微观基础不成熟、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受到限制、社会保障体制落后以及激励政策不到位等因素，造成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出现阻滞。只有疏通传导机制，货币政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微观基础是否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在逐步向利润最大化目标转变，但是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相比，还有差距。
一些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依然没有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留下的“官本位”的特征，在经营目标中，个人的职位级别往往排在利润指标之前，这无疑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偏重于使用数量型工具，而较少运用价格型工具。这其中既有传导机制的问题，也涉及政策偏好的问题，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所留下的烙印。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在有通货膨胀压力时，倾向于首选收紧流动性等数量型工具。随着经济的逐步市场化发展，价格机制的作用会更明显，人们会更倾向于通过价格来进行调节。
社会保障体制上的缺陷，特别是养老、医疗保障不落实、子女教育费用问题、以及我国将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等因素所导致的消费信心不足，会阻碍央行想要加大消费的货币政策传导，使货币政策显得无能为力。
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不仅会拖垮好银行，还会造成“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正是在我国国情下建立正向激励的一种尝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激励机制本来就特别薄弱，需要通过解决历史包袱，营造平等竞争环境等手段，充分地建立并完善激励的体系，这样才能最终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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