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A遭质疑 中国评级公司与标普穆迪争夺话语权

　　狭小而混乱的中国评级市场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国际评级巨头的实质性重视，尽管如此，标普、穆迪的一言九鼎与本土评级公司的人微言轻也已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市场经济生态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评级市场迟早会跟上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面对从容布局的国际巨头，国内评级公司做好与它们直接碰撞的准备了吗？

　　本报记者 王强

　　4月15日，一家中国公司在北京发布了它对国内15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报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获得了AAA的最高评级。

　　这一意外结果并没有在国内引起多大的反响。第二天，与会的媒体发表了一些措辞谨慎的报道。此后，这一消息就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事件发生在去年11月底。当时，标准普尔发布的一份评级报告认为中国的13家主要银行都不具备投资价值。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银行业和学界的各种人士纷纷登台评论。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事件还记忆犹新。

　　位卑言微的逻辑再次得到了证明。

　　在中国信用评级企业尴尬处境的背后，隐藏的是国内企业债券市场嗷嗷待哺以及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的现实。

　　不久前，国际评级业的老大哥标普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标志着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国际顶级评级机构都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这样一来，国内评级公司争夺行业话语权的前景似乎变得更加不令人乐观了。

　　中外评级公司对四大银行的评级结果为何迥异

　　据了解，4月15日评级事件的起因正是国内银行业对去年11月标普评级结果的争议。当人们还陷在舆论的热浪中时，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却从银行业的强烈反应中嗅到了商机。

　　在公布的评级结果中，中诚信国际给予中农工建四大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AAA的最高评级，排名紧随其后的是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排在最后的三家银行是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

　　急待改革的四大行获得AAA的最高评级，这一评级结果引起了很大争议。对此，中诚信国际的负责人毛振华解释说，这次评级着重考虑了四大行的国有独资背景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于四大行获得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其信用可以等同于中国国家信用。

　　“四大行上市后，不再是国有独资银行了，等级就需要重新评估。”毛振华说。

　　然而，标普和穆迪对四大行的评级却没有这么乐观。据了解，2004年2月，标普率先将中行和建行的展望评级由“稳定”提升为“正面”。此前，这两家银行分别获得了中国政府225亿美元的外汇注资。虽然如此，标普对四大行的评级依然是在具有投资价值的BBB之下。穆迪对四大行的评级略高于标普，不过距离AAA的最高评级无疑还有很长距离。

　　“从整个亚洲的情况来看，本国评级公司的对本国企业评级都比国际评级公司要高。”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说。

　　对高评级的渴望会长久地存在。国际评级公司坚持国际标准，因而给出的评级偏低；本国的评级公司却可以更多地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情况，对国际标准进行修正，从而给出一个较高的评级。在两种态度的争议中，国际评级公司往往认为任何国家的情况都特殊不到哪里去；本土的评级公司却认为本国的特殊情况不容忽视，并认为国际评级公司一味坚持国际标准是一种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歧视行为。

　　在这种立场的分野中，属于本国评级公司的市场空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次中诚信国际的银行业评级无疑就是一次扩展生存空间的积极尝试。“我们必须保留自己在评级业的声音。”毛振华这样评价中国评级公司的使命。

　　从合资到单干——国际评级巨头的中国路径

　　对于在全球范围相互竞争的标普、穆迪和惠誉来说，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然需要特别的重视。在如何切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标普、穆迪和惠誉的策略在最初略有分歧，但最终都坚定地选择了独资道路。

　　最早开始尝试进入中国的其实是惠誉，它参与设立了中诚信国际，那是中国第一家合资的信用评级公司。据中诚信国际的副总裁何敏华女士介绍，惠誉早在1994年就开始与中诚信国际的母公司进行接触，酝酿成立合资公司事宜。由于涉及的审批部门太多，合资公司直到1999年才成立，2000年才开始正式运作。

　　在合资公司中，惠誉持股30%、国际金融公司(IFC)作为战略投资者持股15%，中诚信信用管理(中诚信国际的母公司)持股45%，工商时报实业公司持股10%。惠誉在合资公司一直都没有获得控制权。

　　其后到达中国的是穆迪。1999年，穆迪与大公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签署了为期3年的技术合作协议，比起惠誉的合资形式来，穆迪此举的试探意图更为明显。

　　最晚来的是标普，其保守的作风同样延续到了拓展中国市场时的节奏上。直到不久前，该公司才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代表处。之前，它一直通过在香港的机构拓展各种中国业务。

　　事实证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在中国市场的门口徘徊近10年之后，作为先行者的惠誉至今仍然忙于结束与中诚信信用管理那并不愉快的合资姻缘。熟知整个过程的业内人士说，穆迪和标普要比惠誉幸运，因为它们都没有选择设立合资公司。

　　穆迪现在成了介入中国市场程度最深的国际评级机构。2001年，穆迪北京办事处成立；2003年，穆迪独资的北京穆迪风险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截至今日，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中，只有穆迪一家在中国设立了子公司。

　　据了解，评级行业一直都不属于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在我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中，也没有关于评级业的开放时间表。那么为什么国际评级机构当时还要选择合资等曲线道路呢？知情人士给出的答案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监管权归属，所以各个部门都要管，程序上的障碍使得当时独资运作打算如同海市蜃楼；其次是由于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几大评级机构都怀着先看一看的心理来寻求合作。

　　在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独资的浪潮中，专业类的国际评级公司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今年年初，国际基金评级的权威机构——晨星公司把中国公司的总部设在了深圳，并在3月份首次推出了《中国基金业绩排行榜》。“经营上我们必须坚持独资，在具体的项目上可以与国内公司合作。”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基金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说。

　　中国评级业短暂的合资与合作历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知情人士透露，在合资和合作中，除了中外双方企业文化的严重分歧之外，安达信丑闻等事件提醒了三大评级机构，评级风险的防范成为了一个尤其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无疑都强化了三大机构的独资冲动。

　　另据了解，多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对于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债券市场，它们并不急于通过合资等方式分食少得可怜的国企人民币债券业务。“我们考虑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远的市场。”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说。

　　水浅难以养大鱼

　　水池里的水之所以被搅浑，往往不是因为搅水的人多，而是因为水池太小。中国评级业的困境和混乱，根源于企业债券市场规模太小。“就算把发改委每年批准发债的十多个项目只给一家大的评级公司，从中获得的收入也不能支撑这家公司的运营。”中诚信国际副总裁何敏华女士说。

　　据调查，从1990年以来，中国共发行各类企业债券超过2200多亿元，大多集中在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内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平均下来，每年只有200亿至300亿元的债券发行，并且发行债券的企业数量一般就维持在十几家左右，这些企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一位三大评级机构的人士说，他需要经常费力地向国外的老板解释，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市场的规模却如此之小。

　　1990年代初的时候，债券的发行曾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下达到一个“黄金时期”。1992年的发债规模达到684亿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在债券市场的催生下，各种主管部门下都纷纷设立了评级公司，最多时据说达到了90多家。

　　转折点是1999年，国家把散落在各地人民银行机构手中的发债审批权集中到了当时的国家计委手中。审批权回收的理由就是要由国家计委对1993年实行的《企业债券条例》进行修改。由此也带来了评级行业的一次震荡和洗牌，但现在评级公司的数量依然保持在四五十家左右。

　　债券市场的狭小加剧了评级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评级公司纷纷压价竞争。业内的人说现在企业评级就像在招标，谁给的评级高，谁的价格低就给谁评。一位中国证监会的高管曾评价说：“中国的评级机构就像是要饭的，券商发行30亿的债券，评级机构才收费35万元。”

　　据调查，现在国内评级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对寻求银行贷款的企业的评级，这一收入占到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80%左右。

　　赢利不足制约了中介机构的良性发展，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就是一个大问题。据了解，国外一个成熟的评级分析师拿到的薪水完全可以与中国最优秀的投行从业者媲美。“必须有好饭吃，才会有好评级机构。”惠誉中国首席代表邬润扬说。

　　但在中国，评级业的价值尚未得到市场的认可。

　　统一监管——中外评级机构的共识

　　在债券发行政策并未看到松动迹象的时候，呼吁统一的监管成了中外评级机构双方的共识。“这已经是一个需要上升到最高层面讨论的问题。”一位来自三大评级公司的人士评价说。

　　1999年，人民银行将发债的审批权转交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之后，逐渐出现了企业债券市场多头管理的局面。负责发债审批和企业债券法规制定的是国家发改委；负责债券利率制定的是人民银行，去年，人民银行又成立了专门的征信管理局，这一机构将如何介入债券市场还未见分晓；负责券商发债和审批的是证监会；负责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的是保监会。知情人士透露，一直议而不决的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多次会签不过，各部门对评级业的监管权归属依然充满争议。

　　较大的几家中方评级机构的态度是，希望有了统一的监管机构之后，能够设立评级业的进入门槛，对于债券发行等高端业务进行评级机构资格认证，并且能对国外评级机构的参与方式有所限制。与之对应的外资机构的态度是，希望统一监管形成之后能避免注册审批手续上的繁琐，迅速在中国开展独立的业务运作。据悉，现在三大评级机构均不能在国内承接有偿的人民币债券评级业务。

　　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对于评级机构的有效监管就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在关于是否需要进行评级机构的严格认证，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外评级机构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国的政策还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