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重组，国企谨防七大误区

　　本刊记者 梁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引领了我国国企改革新浪潮。然而记者发现，不少国企在产权改革中留下了“后遗症”，以至“余震不断”，引起职工上访，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记者认为，国企资产重组应谨防七个误区：

　　误区之一：无视

　　职工知情权、民主参与权，改制方案不征求职工意见、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邢台制药厂被“托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96年5月，河北邢台市医药管理局没有与企业领导商量，也没有让职工讨论，就决定将有30多年建厂历史的邢台制药厂“托管”给本市私营企业———恒利集团。直到恒利进入的前一天才将厂长叫去：“托管合同已经签了，以后你就不是厂长了！”两年后，由于经营不善企业停产，生活无着的职工们以改制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为由，一次次向政府讨要说法，直至2003年问题才得以解决。

　　误区之二：改制方案违法违规、显失公平。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医药公司出售产权后新成立的股份制公司里，县经委副主任兼医药管理局副局长赵某担任董事长，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朱某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工认为这种安排违反《公司法》中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规定，并对新公司中董事长与一般职工约为80?誜1的股权比例提出质疑，多次上访。

　　误区之三：政府领导热衷于“改制政绩”，为迅速扩大“改制面”，将企业原来经营者定为天然的“最佳购买者”，处置企业资产时不走拍卖程序，不进产权市场，而是“定向出售”。迁安土产日杂棉麻公司是市供销合作社下属的集体企业。2000年2月，市供销社改制领导小组进驻企业，公司经理方会作为改制工作组成员直接参与改制，而其妻子在公司任会计。公司在没有清产核资和账目审计的情况下进行资产评估，改制领导小组依据不实评估报告，决定将公司“零值定向”出售给方会。职工对这种改制极为不满，先后上百次向纪检部门、上级政府、新闻单位反映问题，直至不久前，迁安市法院经过审理，以侵占罪对原公司经理方会做出一审判决，在当地持续4年之久的“改制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误区之四：产权的“购买者”就是原经营者，这些人在方案确定、资产评估、操作程序、资产交割等各个环节“精心运作”，将企业改制当成暴富捷径。据报载，2000年7月，改制领导小组进驻浙江武义县医药公司时，有人举报公司经理韩某及其他领导借改制之机，转移、隐匿国有资产。经核查，韩某早就打算同他的一些“心腹”共同出资买断公司资产，并预先将新公司“领导班子”及重要岗位许诺给了“弟兄们”。在他的教唆下，几名公司领导提前隐匿近百万国有资产。

　　误区之五：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却在清产核资时出现失误，法院在判决破产企业资产分割方案时铸成错案，损害了部分人利益。原新乐市食品公司是一家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下设12个分公司。1998年公司破产时，错将下属分公司划到了破产范围之外。其中，肉类经销公司、清真肉类水产公司欠职工高额集资款和工资，无法偿还，经理李占军、郭新社便成了法院、市政府的常客，并不断到省、市上访。直至1999年底，新乐市法院经济二庭庭长郭江涛认为这宗破产案有问题，积极向上级法院呼吁。2000年12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分公司应该纳入破产资格”。说法虽然有了，但是如何纠正呢？3年多过去了，仍是一道待解难题。

　　误区之六：国企完成资产重组后，经营者办事仍然“踢皮球”、“磨洋工”，激怒合资的私企、外企。河北唐山市私企唐山宏文集团，参与秦皇岛电力公司下属北山电厂3号机组改制时，投入近2500万元，控股66.67%。一年多过去了，这家私企不但没分得一分钱红利，而且完全被排斥到管理之外。秦皇岛电力公司有关负责人给的说法，竟是“前一段时间电力公司班子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在推动这项工作上有些迟缓”。

　　误区之七：国企完成资产重组后，新企业经营者随意裁人、降工资、撕毁劳动合同，甚至逼迫职工“自愿”回家。河北新乐一家企业，改制之初，购买者满口答应政府“全员接收职工，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保证最低待遇”等条件，享受了不少优惠政策。可企业一到手，企业主便处处为难职工。他们要求职工上班时间必须到岗，却并不保证有事情做，有活干给工资，没活干就等着，不给工资。如果有事找不到人，就要被开除。结果，多数职工由于收入太低无法维持生活被迫离开。

　　(转自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