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义利观？

　　本报评论员 黄文夫

　　10年前的4月23日，10位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发起建立光彩事业的倡议。他们意气风发地想为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献一份爱心，动一份真情，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为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出一份力量，做一份实事。他们呼吁一切有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到祖国的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开发资源、培训人才，与当地百姓共求发展、共创利润 、共谋利益、共享文明安乐。从那天起，10年弹指一挥间，光彩事业便以一纸倡议变为千千万万个企业家广泛参与的社会扶贫行动。

　　光彩事业虽是投资行为，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而且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念。这就是互惠互利，义利兼容。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之说。即认为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义利的关系也应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

　　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假设：即任何事业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具体在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推动经济发展？目前，制度创新和思想解放的推动力似乎在减弱，对此学界并不能给人们一个合理的回答。过去25年来，曾有一种明显的缺憾是仅仅对效率的追求，使学界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其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身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声称“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事实上，亚当·斯密是西方第一个试图调和经济伦理中的“义”“利”矛盾的人。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而其另一巨著《道德情操论》，则试图阐明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做“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而自古以来，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

　　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在目前的转型社会，中国的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过去我们整个社会所崇尚的道德伦理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其中最为明显的即为对效率的追求。传统伦理的良心论，可以培养“道德的经济人”，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

　　具体说来，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需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由于计划经济的内核尚未彻底打破，市场经济改革所要求的与推行它的框架并不完全兼容，并依然存在矛盾。社会也还存在倾向于金钱、功利、个人利益、知识能力取向，道义、奉献、集体利益、重德等传统价值的地位在下降。这种此消彼长、纷争碰撞的状况，促使文化各部分互动。中国经济伦理问题及其特点就源于这些矛盾。由于这些都发生在我们所称的“转型期”，因此也可笼统地说它们具有过渡性。

　　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实践难题是：经济主体没有完全形成。道德评价的对象是道德行为者的行为和品性。但经济主体不清晰，道德主体也不清晰，致使行为者的权限不清，道德责任也无法落实。特别是宏观与中观层次的关系存在“理还乱”的状况。例如，尽管不少国有企业已转为公司制企业，但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产权过分集中，决策政企合一，使政企很难分开。因此作为法律上独立自主的法人，无论从现实关系和观念看，都还未真正形成。

　　中国社会要协调的外部矛盾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的关系。如果前一个矛盾主要由改革产生，那么后一个则与开放因而参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市场经济需要有起码的行为规范。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 ob e r t C·So lom on)认为：“资本主义成功并非因为它使人致富，而是因为它产生负责的公民和繁荣的社会。它不可能长久容忍经济活动只关注利润和粗俗，忽视传统责任、社会和整体美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毋庸赘言，确有一些处于初级阶段或原始积累阶段的私营公司，仍未摆脱其粗俗气或惟利是图性。这种德性不仅同国有企业矛盾，而且同国际市场规则也发生矛盾。就此而言，理论上和实际趋向的是顺从高级的“与国际接轨”。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必须按国际规则出牌。

　　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理性、克己、自制”的新教伦理的生命观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投资提供道德理由，就像一种道德外力一般，促进了资本主义活动的兴起。很显然，一个社会要想获得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建立一个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社会信念，尤其是积极向上的有广泛约束力的和得到全社会大多数人认可的社会信念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光彩事业的实践，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造了积极向上的并在经济活动中切实可行的社会信念。从“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到义利兼容、德行并重的理念，光彩事业把对人的关爱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与追求企业利润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它不仅仅为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提供一种发展信念和道德外力，它更是目前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残酷竞争之外的和谐剂，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说，光彩事业所反映的义利观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义利观，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界以及企业界以外的人们的积极认同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