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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宗国
对于扬州市“不升官就发财”的“精兵简政”策略，网友们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如果真的是为了“精兵简政”，笔者则对当局者这种“曲线救国”的良苦用心倒很有点同情，禁不住要长叹一声：哎，“精兵简政”咋就这么难？！
为了精减76个公务员，高邮市让他们“‘捧着银饭碗、系着安全带’下海，未来3年内，全额工资分文不少，职级保留，若创业不成还可以打道回府……”(据《解放日报》4月14日报道)。如此“礼贤下士”，着实让人惊讶不平。然而，只要查一查这些年来、特别是党政机关改革以来各地机构改革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有些地方为了把公务员的编制搞成上级要求的数字，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采取了许多超常措施，鼓励公务员转业、离职、退休。又是系保险绳、又是吃定心丸，好象去当老百姓就是下地狱上“杀场”似的。其中“优惠政策”用得非常之足，足得让人受用无穷。据我所知，有的实行“内退”，即工资待遇不变，提前回家休息，待达到退休年龄时再办“正退”；有的用加薪晋级的办法，提前退休，行政级别晋升一级、工资提五级；有的专门发了有一定时效的“内部文件”、颁布了一系列土政策来“诱退”“劝下”；这些办法往往不惜违背国家政策、不惜增加地方财政负担，用极其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来“精官”，日后还要不断给他们“请安”。且不说这些搞法是否真正达到了机构改革的目的，但其用心之苦、工作之难是可想而知的。
精兵简政、机构改革，我们喊了多少年了，如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简科室人员”算起，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以来，极“左”年代的搞法姑且不算，光是80年代以后，我们也搞了几次机构改革、动了好几次手术了。可是，机构砍了又设、干部下了又上、人员裁了又招，搞到现在，干部队伍依然庞大得惊人。有资料显示，我们的官民之比是1：28，吃财政饭的算起来恐怕有4---5千万。温总理就曾经算过一个帐，他说，一个普通县12 --–3万人，靠财政养活的就有7千多。而据《京华时报》今年3月7日报道，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已经占到全部财政支出地38%以上。《央视论坛》有一期节目谈公车消费时，主持人董倩说，现在全国公车一年要花2000亿、职务消费大概是4000亿，共计高达6000亿人民币，这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如此之重，官多员冗实在是个大问题，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可是要想着手解决却左右为难，这到底是为什么？
按道理，干部应该能上能下，在我们党内是个老规矩，过去也不是没有搞过大规模精兵简政，没有谁敢讨价还价的。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调整国民经济时，工业下马、干部下放，大批县、区、乡干部解职当农民，当时大家也都毫无怨言、高高兴兴回家“种南瓜”，时称“南瓜干部”。可是现在要精减干部，却要付出这么大代价，简直跟求爹爹告奶奶一般，到底是干部觉悟变低了，还是干部身价变高了，我看值得深思。
第二，听说有的外国官员都是能上能下的，咱们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算是没有可比性；可是拿我们的干部和工人比，该是有可比性的吧。在改革中，我们有多少工人下了岗？对他们，也没有系这么粗的保险绳、吃这么大的定心丸，大量的是砸了“铁饭碗”后才完善政策，帮助就业的。为什么工人就这么容易裁减，而干部却费这么大的劲还减不下来呢？难道工人农民都可以忍受“阵痛”，干部就一点也“痛”不得，非得要政府“抱腰”吗？
总之，过去有些地方搞“红顶商人”也好，现在扬州有搞“带薪下海”也好，也不能完全怪当局者瞎搞，还说明现在我们的干部特权思想是何等严重，而且这种特权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成文不成文的“干部政策”默认着。一当上干部就成了特权者，就只能上不能下，即使不当官也得发财，好象谁也奈何不得，这个“难”实在为得没有道理。我看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进一步解决干部到底应该怎么上怎么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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