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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上周日宣布，提高内地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一次过“冻结”内地金融机构可用资金1100亿元。这一宏观调控措施旋即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视为是央行为抑制内地过热经济而落的一剂猛药，甚至与1994年时内地的宏观调控措施相提并论。我们担心中央虽有决心严防经济过热，但如今国情跟10年前已不一样，而且不少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至今还未有认真看待有关问题，所以中央的调控措施可能会事倍功半。
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过热现象，许多数据都已有明确的体现，内地社会对此分歧并不大。央行早在去年9月就曾尝试透过提高准备存款准备金比率来减少商业银行对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但效果并不显著。在去年投资增长接近翻一番的基础上，今年头两个月，内地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仍然达到惊人的172.6%，水泥行业在建项目计划总投资比去年同期亦猛增133%。与此同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今年前两个月也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3.2%和2.1%，而且各种象表明物价上升趋势明显，就连香港近来也感受到内地物价上涨的压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温家宝内阁本月9日判断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坚决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严防通胀恶化，以免经济大起大落。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内地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究竟过热到什么程度，是否已出现全面过热，仍未有共识。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认知差距明显。虽然国务院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提出宏观调控的口号，但地方政府却广泛未认真看待。这一轮的经济发烧，主要是地方政府加速投资所致。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头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地方项目投资却猛增了64.9%。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并不完全认同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而且，这一轮通货膨胀中的粮油产品价格上涨，实际上又是温家宝内阁和广大农民期盼已久之事。前几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未能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油产品价格的长期偏低。温家宝内阁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今年施政的重要目标，没有粮油产品价格的上涨又怎能实现﹖
所以，将目前的中国经济过热现象与1994年时的经济过热现象相提并论，很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同样，将现时中央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和1994年时朱镕基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相提并论，也是不恰当的。至少，1994年的中国经济，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朱镕基也因此可以一言九鼎。10年后的今日中国经济，已基本上称得上是市场经济，温家宝已不可能再以快刀斩乱麻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地方经济中的部分过热问题。即使央行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也只能强调其目的是在减缓内地通货膨胀压力、抑制内地部分行业的过热现象，而且，其真正效益要在半年之后才能显现。
可以判断，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一些现象，如通货膨胀开始形成、原材料和电力短缺等，都是在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后，必现会出现的局面。同时，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本无法为庞大的劳动力人口找到出路，因此，中国政府此次宏观调控的目的，应当说是要让中国经济能够歇一歇，喘口气，从而能够避免大起大落，能够走得更久更远，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若要落实上述“软着陆”的最佳设想，地方政府跟中央的配合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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