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第二次交锋

　　-本报首席记者 仲伟志 记者 刘明娟 施春华 温州报道

　　在物质至上主义兴起的1990年代中叶，“香三年，臭三年”的温州模式终于从“充满争议”变成“充分肯定”，一座普通的城市成为一个时代的信仰。然而现在，一连几个月，由于GDP等增长业绩在浙江省内相对下滑，以及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质疑，温州模式似乎又进入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再次充满争议。

　　一些曾经为温州模式着迷、并为之极力辩护的人士哀叹，继苏南模式败落之后，温州模式也将寿终正寝。还有人说，因所有制问题而一度衰微的苏南模式，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已经重新超越温州模式——苏州经济的成长就是最好的答案。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当旧的模式解体，有什么新的可以替代吗？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公众的迷惘情绪令人惊讶。

　　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验过的事物时，虽然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却往往搜索枯肠，要为这未知的现象厘定一个名目。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面对中国区域发展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温州经济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正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与焦虑之中。

　　“唱衰”温州

　　在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GDP排名中，“杭甬温”长期占据三甲位置，优势难以撼动。但是2002年的统计结果出来后，温州的GDP出人意表地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进入2003年更是每况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数第二，7、8月份则连续两月倒数第一。消息传出，舆论惊觉不安，华南与华东一些媒体开始连续报道，慨叹并反思温州的“衰落”，风潮绵延至今。

　　温州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告诉我们，许多媒体在2004年的报道中依然使用了2003年9月份之前的数据，有失公允。实际上，2003年，温州GDP全年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6年来的最高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7个百分点，其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快于GDP的增速，名列浙江前茅。

　　“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温州市市长刘奇在杭州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具体的数字看，温州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仍是高速的，并没有像外面说得那么差。”

　　2003年，在浙江区域经济的传统“三强”中，杭州GDP增长15%，宁波增长15.3%。杭州湾两岸地区的增长速度都比温州稍高，这其实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而衢州和丽水GDP基数小，增速超过温州也在情理之中。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处长说。

　　刘奇，这位曾经在衢州担任巨化集团公司董事长的温州市长，到任一年后已经可以随口罗列出一系列数字：温州市民每百户拥有汽车13.5辆、电脑64台、移 动电话?含小灵通?185.8只、钢琴6台，拥有比例远远高于全国许多城市。这些数字不是更能准确反映温州居民真实的生活水准吗？他说。的确，看着这位山东人像他的前任钱兴中一样极力为温州辩解，真是一个令人感佩的镜头。

　　但是人们似乎难以摆脱那些固有的观察问题的方向与牵引力。进入2004年1月份，在杭州、湖州、绍兴三市工业总产值增幅达20%以上的情况下，温州居然下降了1.9%。于是，人们对温州经济的运行态势和刘奇市长的自我辩护满腹狐疑。——对不同层面现象的观察往往容易得出混乱的结论，那么，未来的温州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变趋势？温州模式是否真是每况愈下？

　　一些来自浙江省内的学者，首先为“唱衰”温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史晋川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史晋川，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推崇温州模式。不过，自从1999年开始承担教育部首批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温州模式研究”之后，在调查过程中，他逐渐观察到温州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发出体制危险预警。2003年，他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框架阐述温州经济，断言温州模式将在此后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内彻底瓦解。

　　两代人与一张“网”

　　众所周知，一连十多年，与浙江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相比，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相对缓慢，基本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尽管其专业化分工程度与营销网络世无其匹，但增长势头已明显放缓。在2003年，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直接导致了同期温州GDP增速相对下滑。

　　史晋川教授据此指出，20多年来温州的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致温州的制造业演变过程出现了“代际锁定”现象。他发现，在温州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们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

　　不过，多数媒体记者将史晋川所说的“代际锁定”误写为“待机锁定”，将一个原本很有价值的制度分析概念敷衍为一种个人化的肤浅体验。

　　这样的路径依赖在温州的确极为普遍，以致被称为“温州新生代”、“美女企业家”的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在北京投资文化产业的时候，许多人都连连摇头。潘佩聪18岁从父亲手中接手生产阀门和仪器仪表的挺宇集团，对传媒行业一直有浓厚兴趣。她甚至与日本最大的一家电视台合作，投拍专题纪录片，自己身兼制片与策划，而且经常亲任主持。她是那种很少能跳出“代际锁定”的温州企业家之一。

　　那些“绝大多数”们跳不出“代际锁定”，而外面的资本似乎也很难进得去。史晋川手中的数字表明，作为中国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同样极其缓慢，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温州的“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近10%左右，约为浙江全省平均水平的1／2。2003年1至8月份，温州引进外资只有区区0.8亿美元，只有宁波的1／10、杭州的1／5，其外贸出口总额也只有宁波的1／4、杭州的1／3。

　　“不要说国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投资办企业。”史晋川说，“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私营经济的成长，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史晋川教授并不否认，公共部门这种行为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但他同时指出，政府官员介入具体交易方式，不仅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

　　有一个数据似乎可以支持史晋川的观点——2003年，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都在35-80%之间，温州却不足20%。同时，据新闻媒体报道，“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300-1000亿人民币。温州市统计局的一份分析报告也指出，“资本过分输出，必然导致当地经济的衰退”。

　　一般认为，温州企业的外迁与民间资本的外流，多与温州当地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约有关，也与企业在扩张中不能得到更为完善的要素市场支持有关，但史晋川教授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

　　史晋川说，他在省委党校讲课时也曾阐述过这一看法，得到了温州市原副市长杨秀珠(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高度认同，认为史教授这一看法是“入木三分”。几个月后，由于涉及腐败问题的经济案件曝光，杨秀珠携家人逃亡美国，迄未归案。在这里，杨秀珠成为一个隐喻。

　　温州模式：是马格里布，还是热那亚？

　　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是那些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温州人的自组织是一种摆脱了大共同体束缚、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这个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社会群体应该是小农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教科书。

　　温州的进步历代无双，为什么当新的世纪刚刚开始，温州模式却几乎要在挽歌中落幕？

　　史晋川教授借用历史制度分析阐述有关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指出了温州模式衰落的内在必然性。

　　所谓历史制度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历史经验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方法结合出的一种经济史学框架。其代表性人物阿夫纳·格雷夫以此研究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的交易方式，阐述了不同的合约执行机制的形成及其基础。史晋川从中发现了温州人的影子。

　　马格里布商人是信奉集体主义的穆斯林移民，他们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无限次重复博弈的封闭联盟，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联盟成员只选择内部人作为贸易代理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化交易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人出现欺诈行为，整个联盟就会对其作出集体性的、永久和彻底的惩罚。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多边声誉机制”和“多边惩罚机制”，它不仅与政府无关，恰恰是缺乏政府的产物。

　　热那亚商人信奉的则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他们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不排斥在非热那亚人中雇佣代理人，他们通过创立“社区责任制”以及类似法庭组织的仲裁机构，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有效执行。阿夫纳·格雷夫称之为“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

　　史晋川认为，与马格里布商人的人格化机制相比，热那亚的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在贸易扩张中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从事海洋贸易的历史也比马格里布商人更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因为他们的交易方式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

　　(下转07版)

　　现在让我们来描述温州人——老大生产服装，老二生产布料，老三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外地人进来无从插手，即使进来也没有任何竞争力；子承父业，交易方式和营销网络也承袭了下来；温州本地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温州人却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和国外的生意网，从事的依然是传统行业——他们与马格里布商人何其相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以外的地区不敢与温州人一样大胆而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温州人的商贸活动甚至还会受到外地人的歧视，所以，温州人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必将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对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已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他说，一个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确立先发优势的地区，倘若不能够与时俱进，进一步开拓新的体制优势，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现在让我们来描述温州人——老大生产服装，老二生产布料，老三生产纽扣，妹妹负责市场销售，外地人进来无从插手，即使进来也没有任何竞争力；子承父业，交易方式和营销网络也承袭了下来；温州本地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温州人却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来撒开国内和国外的生意网，从事的依然是传统行业——他们与马格里布商人何其相像？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以外的地区不敢与温州人一样大胆而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温州人的商贸活动甚至还会受到外地人的歧视，所以，温州人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必将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史晋川教授认为，温州对人格化交易的“路径依赖”，已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他说，一个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确立先发优势的地区，倘若不能够与时俱进，进一步开拓新的体制优势，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反击与“挺温”

　　史晋川等人的学理研究，以及媒体大量关于温州GDP下降、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报道，给温州带来了极大压力。

　　温州市书记李强认为，这些舆论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追求最高收益是资本的共同属性，无论是跨国流动还是在国内流动，本质是一样的，而温州人通过资本对外扩张，说明已经进入资本经营阶段。“本地企业到外地投资办厂，我们认为是好事——因为温州人挣到钱了，温州的土地资源却节省下了。”他说，“我们都很熟悉日本从国外买资源填海以备后用的事，对于资源少的温州，道理是一样的。”

　　这位市委书记强调，温州资本是外扩而不是外逃。

　　媒体的热情似乎仅仅在于向人们揭示一个煊赫城市的没落，地方政府官员自然不会坐视。据说他们本来想低调应对，原以为书记与市长的解释足以抵挡，但没有想到从浙江省两会到全国两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场合，温州官员走到哪里都被穷追猛问。同时，一个又一个问题往往也令他们备感困惑，哑然无言。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不能继续缺席。

　　其实在媒体与政府之间，学者早已在进行即时和充满智力性的讨论。连续几个月来，作为温州最有名的本土思想家之一，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在全国各地奔走讲学，平均两天一堂课，内容只有一个：温州模式从来就没有衰落。洪振宁说，我们不是意气用事，我们认为对温州模式的新一轮“唱衰”将导致我们的社会在发展理念上更加混乱与不成熟。

　　温州向来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别人的争论中出名，在自己的不争论中发展，它只是拥有历史追授的荣誉。但是现在，对温州前景的思考，已经变成温州乃至浙江经济学者的一项集体性功课。在“唱衰”者的对面，“挺温”者大有人在。这座山间水湄的浙南名城，无意当中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浙江大学教授罗卫东说：“事实上，关于温州模式的争论，至今为止我们都没有能够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做出回答，比如温州的经济绩效到底该如何来衡量？衡量温州区域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其结果有多大差异？如何评价温州经济绩效的长期变化？温州与同类地区的比较到底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再比如在经济绩效和要素、制度约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对温州模式的正确判断。”

　　罗卫东不同意史晋川就温州模式所做的比附。他认为，温州模式既不同于马格里布模式，也不同于热那亚模式。根据历史记载，马格里布商人的贸易是被埃及人强行终止，从此融入犹太社群，而非经商效率低下而衰亡，而热那亚人的远洋贸易更多的是在马格里布商人退出以后才崛起。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两种商业模式之间直接竞争的历史阶段，而且经济进化也不是决定论的。

　　问题是，温州人是“类马格里布商人”吗？罗卫东说，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判断。阿夫纳·格雷夫的调查发现，马格里布商人群体是一个人数有限、边界明确的团体，信息传递比较便捷，这是其声誉和集体惩罚机制行之有效的前提。而热那亚人在1200年至1300年之间，人口从3万人增长到10万人——“数万人的社会，只能采用个人主义的商业文化，何况温州这样数百万人的社会，如何来建立和实施基于声誉和集体惩罚的商业模式？”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也认为史晋川的观察“存在着某些含混、牵强和片面之处”。他说，由于伊斯兰教的背景和约束，马格里布商人内部是没有竞争的，而温州商人由于地域关系，也形成了一个“海外生意网”，其间也会出现某些类似于人格化交易的情形，但地域约束大大弱于宗教约束，温州人之间的竞争有目共睹，很难形成真正的人格化交易。

　　与此同时，张曙光先生反驳了目前社会上针对温州的一些流行观点：

　　温州发生“代际锁定”了吗？——产业结构演变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转变，另一个则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发展。温州作为一个地市级经济体，第一个方向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很明显，温州摈弃了第一个方向而取第二个方向，这是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选择。现在，温州的服装、皮鞋已经拥有自己的品牌，打火机也装上了电子机心，依然能够占据并扩大这个轻工消费品市场，因此，断言温州“代际锁定”为时尚早。

　　温州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吗？——首先，温州与宁波、杭州的出口没有可比性，这里不仅有出口结构的问题，也有原产地的问题。此外，如果说引资多少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指标，那么，对外投资也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指标。温州引进资本少，但输出资本多，就此而论，温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并不慢。至于温州资本外流对于温州和全国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恐怕不能简单下结论。

　　——对于这个问题，温州上下正满腹委屈。市委书记李强说，如果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被称为“走出去”，而温州资本在国内跨省、跨地流动，就被称之为“外逃”，这是很不正常的。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则说，温州资本在很多时候做着与李嘉诚同样的事情，却往往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温州有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并因此造成了产权保护上的不公平吗？——实际上，所谓人格化交易方式，目前仍是中国市场交易的一种基本方式，温州不可能例外，它并非内生于温州本土文化。如果公共权力不是一种被公民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有限权力，如果社会资源仍是以政府配置为主，那么，我们就很难切断政商之间那条灰色的利益输送渠道。

　　温州GDP相对下滑说明了什么？——一般来说，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入地区，不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出地区，地区GNP通常没有计算，而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发达地区是夸大了，不发达地区却被缩小了。但是，温州的情况则相反。作为发达地区，温州既是资本流出地区，也是人口流出地区，流入80万人，流出140万人，净流出60万人。这样，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是缩小的，如果按照实际人口计算，温州的GDP肯定比现在大得多。如果计算温州的GNP(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全球所产出的财富)，那可能是中国最高的地区之一。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如中国快，难道我们就能说美国经济衰落了？”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假如温州市和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统计数字都是真实可靠和可比的，我认为，温州经济目前的走势基本面是正常的、健康的。”

　　洪振宁则表示，温州GDP排名下滑不足为怪，这是温州10年持续高增长之后的合理调整。这位身材瘦小、阅历复杂的学者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如果一定认为温州模式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也不在这里。温州存在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改革不够深入、不够到位的问题。解决温州问题不应该就温州说温州，要解决整体性的问题。”

　　温州问题是中国问题

　　尽管这次争论已经超越了十几年前那场姓资姓社的交锋，具有明显的实证色彩，其理论含义日益丰富，但是，由于温州模式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经济名词，对于中国而言，它的坐标意义远远超过它的经济价值。所以，对温州模式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更应该摈弃一些似是而非的口水。

　　马津龙，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与洪振宁以及另外一位学者并称温州模式研究“三驾马车”。这位在当地属于“教父”级的人物，同样马不停蹄地四处讲学。他对我们说，凭借温州的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它本来不可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拥有如此显赫的位置，只因为在改革方式上存在着与全国的时间差和“制度差”，方才有“奇迹”的发生。

　　但是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温州人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温州当地经济发展的优势。马津龙说，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只是体制外改革的优势。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现在，温州模式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私人产品”的生产问题或者所谓技术创新问题，而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这个“公共产品”，并非指现在温州市政府正在推行的意在优化服务的“效能革命”，而是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比如，早在1986年，“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县龙港镇就提出与平阳县鳌江镇合并设市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但是18年过去了，规划文本不知做了多少，由于两镇合并必然要调整行政建制与管辖范围，影响到一些地方与部门利益，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以致这座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城市”至今镇不像镇、县不像县、市不像市。

　　龙港镇的镇长对我们说，与整个温州一样，“农民城”的先发优势也已经逐步丧失殆尽，多年来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推动的龙港，正面临衰退的危险。

　　再如：温州曾经有过20多年前利率改革的一马当先，但时至今日，温州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银行；温州曾经有过十几年前王均瑶包机的惊世骇俗，但均瑶集团进一步参股航空公司却发生在武汉；温州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炒房，但在温州本市的80多个行业中，只有41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

　　——这一切让马津龙伤感：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制度创新的匮乏，反映在发展上就有一个“时间滞差”，它将在近几年凸显出来。如果没有改革的全面推进，温州注定要向原来的位置回归，但是，许多制度变迁的确不是地方政府所能推动的。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经济学研究员盛世豪指出，区域制度创新空间毕竟十分有限，而且，区域之间的制度差异也将越来越小。无论你是否愿意，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区域的制度变迁都将只是宏观体制变迁的一个支流。

　　正如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所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它不可能率先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完整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全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套推进，温州推进经济改革的难度会不断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实际上是率先遭遇了其他地区即将全面遭遇的另一种失衡问题。于是我们说，温州GDP的相对下滑，不仅向温州当地政府发出了值得重视的信号，而且历史性地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必须及时配套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