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 法律执行仍不到位

　　【编者按】每年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为推动知识产权的宣传和保护工作，中国从今年起，在每年4月19日至26日，在全国范围开展以“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为主题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在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相关问题，《财经时报》专访了部分知识产权专家。

　　虽然基层执法部门很费劲地打击盗版、打假、查假，但有时得不到老百姓支持，不少人“欢迎”盗版

　　本报记者 田予冬

　　“目前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还是到位的，但目前我们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执行到位则很困难。”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建设领域有着“第一人”之称的郑成思教授，向《财经时报》表达着他的观点。

　　今年60岁的郑成思是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版权研究会与国际版权学会顾问。主要中英文著作有：《版权法》、《知识产权法通论》、《版权国际公约概论》、《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等。

　　《财经时报》：目前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如何？

　　郑成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商标申请数量在过去几年连续居世界第一，去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也首次由国内单位和个人的申请量超过国外单位和个人在中国的申请量。

　　但我们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一个例子：日本一个NEC公司去年一年在国外得到的专利，比我国全国同期在国外申请的专利还要多。

　　《财经时报》：目前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现状如何？

　　郑成思：目前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还是到位的，法律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突破了WTO的最低要求。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只需要达到最低标准就行了。

　　但目前我们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执行到位很困难，这和我们整个的法文化背景有关系——虽然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在很费劲地去打击盗版、打假、查假，但有时得不到老百姓支持，不少人“欢迎”盗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就需要普法，让大家知道知识产权对唤起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是有好处的。

　　《财经时报》：中国应该如何普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

　　郑成思：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党政领导和企业领导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普法工作，先从领导层引起重视。今年“两会”我作为上海团的代表，和陈良宇等上海领导谈起知识产权，他们非常重视，说起知识产权头头是道，没有一句外行话。我很惊讶这么大一个政治局委员从哪儿得来那么多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

　　但相比而言，许多基层领导和企业领导就差了很多。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据说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主抓。从国家层面可能考虑在制定一些规定，比如将知识产权列入对基层领导和企业领导的业绩考核中。

　　《财经时报》：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设情况如何？和国外相比有什么差距？

　　郑成思：20多年不断立法与修法，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完备了。但远看10多年前已立知识产权法典的法国、3年前已缔结法典式知识产权地区条约的安第斯国家，近看目前已开始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日本、软件出口远远超过我们的印度，然后再着重看看我们自己执法与司法中对法律的实际需求，我们就有必要在面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基本完备的同时，反思一下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还缺些什么？

　　两届政府的工作报告都多次提到知识产权问题。归纳起来，可以看到三层意思：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取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第三，将这样的成果“产业化”。

　　上述第一层的法律体系是必要的，但如果第二与第三层的法律不健全，在当代，会使我们处于劣势地位，“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就可能受到阻碍。

　　所以，我感到最迫切的，是认真研究这两层还需要立哪些法。“日本知识产权大纲”中占有篇幅最多就是讲创新成果如何和企业实际运作结合起来的法律；美国80年代就颁布了鼓励科研成果和企业实际动作相结合的《斯蒂文森法》，而我国目前只有一部相对空泛的《科技进步法》。

　　《财经时报》：中国知识产权战略政策目前的进展如何？

　　郑成思：这个(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在做，我只是从一个研究人员的角度向他们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国在制定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时，得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我们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千万不能在定目标把自己估“高”了。

　　《财经时报》：你如何评价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郑成思：和国外大企业都设有相关的知识产权部门相比，中国现在只有少数龙头企业设有这样的部门。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已经交出了昂贵的学费，比如联想，当它想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集团时，忽然发现在国外有许多“联想”，最后不得不换标。在这一点上，国外企业就很老道，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了统一自己的标识，曾花费2亿美元进行前期调研。

　　另外，无论中国的个人知识产权权利人还是企业知识产权权利人，经常陷入维权的困境，当企业想对侵权企业进行打击时，往往发现自己周围有几十个这样侵权的企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即使进入了程序，也可能因为执行或索赔的困难，使维权成本过高，而使人们不愿进行有效的维权行动。

　　而在国外，可能就不这样，日本有一家叫日亚化学的企业，由于一个专利发明人告他侵权，结果被法院判决该企业赔偿专利发明人200亿日元，这在中国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