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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文
快速奔跑的中国经济列车还没有慢下来的明显迹象。上周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印证了这一点：一季度GDP增长9.7%。对于驾驭这趟列车的人们而言，已经逐渐加强的减速动作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显然也不宜紧急刹车——车内的旅客太多，他们有可能会跌倒。
经济是否过热？通胀是否加剧？加息是否可能？投资如何遏制？适度紧缩之中如何防止硬着陆？来自不同方面的有关中国经济走势的各种声音之多，在我的记忆里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我同时发现，这些大多偏重于技术层面的分析和政策建议从某个角度看都是有道理的。但我以为，对当前宏观经济问题除了进行经济分析之外，还应该进行政治思考——这种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成长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深理解和认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从政治上去体会、去思考。
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在上周四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增长数字的当天，国务院专项检查组公布了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的核实查处。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当地政府及地方有关部门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违规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巧合也不是巧合。
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这在事实上决定了各地在资源占有和经济发展时序上存在着现实差异。留心观察20多年来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你会容易发现，中国在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上，地区之间的竞争之激烈是不同寻常的，海内外招商、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大凡涉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市长、县长都会亲自上阵。地区竞争无疑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有些地区竞争演化成了地方保护，也发生了你的东西不能来我这里卖的不好事情。
《欧洲的奇迹》一书在解释欧洲在历史上走向强盛的原因时提到，欧洲有多个不同的国家，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促成了近代的成就。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好理解，但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区的竞争像中国这样，历史上少见。地区竞争的活力之源是什么？是改革开放25年来中央政府的不断放权让利。也有学者称之为是“层层承包合约”。但是地方在强调差异和本地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时，全国意识、全国视野的问题，我以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央政府对今年经济是否过热极为关注，控制一些行业的投资快速增长信号明确，但一季度的投资居然增长了43%。这至少说明，今年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是否有效，除了政策选择本身，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看地方的工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谁都不希望本地经济增长放缓或落后于其他地区，因此鼓励投资、做大经济总量的想法还是十分普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最终会体现在地方经济中，如果地方对此不努力，将会使得宏观调控的效果受影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4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统一思想，狠抓落实——这不仅是一个号召，还是一个提醒。中央查处江苏铁本钢铁项目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特殊的国情是什么？人口多，就业压力世界第一。每年城市新增劳动力、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和城市失业再就业劳动力三项相加都在2000万以上，加上上年结转的失业劳动力1000多万，共计3000多万。另一个情况就是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对于贫困人群来说，通货膨胀难受，本来钱就不多，物价一涨，日子更难；而通货紧缩也要命，贫困之人就业竞争力一般不强，一旦失业，更是不妙。所以宏观经济调控空间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信号不明确不行，力度太大也不行。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目标为7%，我以为这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过热不好，GDP太低也不行。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载文说，今天，中国正在搭建物质、社会和市场基础架构，以此作为依托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受到类似19世纪震撼美国的那些力量的冲击(就是经济周期性问题)；但在中国，这些力量被人口问题放大了：目前中国的人口比1800年的美国人口大约多260倍，当时美国只有500万人。
第三个政治思考是改革。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很多原因，但显然是和不同领域的改革不同步有关。这一轮投资猛增和过去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除了国有资本，私人资本的投资意愿也十分强烈，在一些领域，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行政调控的手段作用有限，这其实本是好事，但由于金融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无法得到金融市场的积极配合与有效制约，央行紧缩信号放了一个又一个，效用未能充分发挥。更令人担忧的是，官员腐败、钱权交易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很多地方、很多领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有市场化改革比较充分的，有进展不大的，有问题仍然很多的——这种不同领域不匹配状况肯定影响了市场化宏观调控手段作用的发挥。结论是，加速改革是个更大的政治问题。
(作者为本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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