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张楼没有答案--一个城乡等值化试验的现实

　　为了追求更幸福的生活，农民是应该进入城市，还是应该留在土地上？

　　　　从1990年开始，山东青州一个叫南张楼的自然村所发生的变化，给我们提供了与当前大部分农村不同的解决方案。

　　　　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理 经验带到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这个经验曾在二战之后有效地消解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是等值”。毫无疑问，它所指向的也是中国农村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经历了15年实践，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生碰撞。

　　　　比如，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南张楼确实实现了把村民留在农村，但更多是通过大力兴办非农产业，这一切恰恰是在违背“巴伐利亚试验”初衷的背景下完成的。

　　　　现在的南张楼肯定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某种意义上，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沉甸甸的15年，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一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本报见习记者 徐楠

　　3月22日，约根.维尔克到达山东省青州市(潍坊下属的县级市)南张楼村。

　　这个63岁的德国人是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中国—蒙古处处长，在山东省外办他有个雅号叫做“德国白求恩”。下了车，和以往一样，头一个迎上来的还是留着寸头、脚蹬布鞋的袁祥生。他们相识15年了。

　　维尔克的中国之行也有差不多30次了。这15年，他们一直在为南张楼村的“城乡等值化”试验而奔忙。这是何等感慨系之的一段合作，就如同共同参与了一个孩子的培养，眼看着他一点点成长起来——尽管并不完全是当初期待的模样。

　　从巴伐利亚州到山东省

　　1987年，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巴州和赛德尔基金会共同确立了一系列援建项目。带着为项目选点的使命，维尔克第一次来到青州市南张楼村，这个4000人口的大村，除了大片农田和一个冒着黑烟的砖窑，几乎什么都没有。矮胖的村支书袁祥生在前面带路，高大的维尔克跟着他趟过村里的烂泥土路，走过成片的垃圾堆，穿过村民惊奇的目光。

　　横七竖八的农舍、坑坑洼洼的地块，这些景象在北方村庄里，再常见不过了。

　　那一年，袁祥生41岁，已经在南张楼做了14年村支书。

　　项目的名称是“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维尔克的背后，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享誉世界的土地整理经验。50年前的德国面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农业凋敝，交通落后，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恶化，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维尔克说，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德国已经走了弯路，希望中国不要再走。

　　赛德尔基金会想在中国山东做成这件事。

　　1990年，一个农业职业教育中心首先在山东平度建起，村庄实验作为其子项目来立项，基金会聘请的联络负责人常驻平度。袁燕那年刚8岁，现在她已经在村委会办公室工作：“选咱村是因为典型啊——六条：不靠城，不靠海，不靠大厂子，不靠大路，没矿，人多地少。”她说的这些都是袁祥生后来的总结。

　　就在那一年，4名德国人进村住了一个月。他们分别是土地整理、水利和建筑方面的专家，还有当时巴伐利亚州土地整理司的司长马格尔。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南张楼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村里按照基金会的要求组织分组讨论。“妇女组要拖拉机；学生组要求改善学校条件；工业组要新设备、要接受培训；老年组要求整修道路，改造房屋……”袁祥生每组讨论都参加了，代表们提的全是“要钱的事”。

　　“无偿的资金援助”，这是村里人当时对项目的本能理解。

　　“德国人听了咱讨论的那些要求，也不表态，只是笑，估摸听出全是在要钱。”事后大家猜度着。

　　最后形成的《南张楼村发展规划》实际上是张蓝图，把村子划成了四个区片：大田、教育、工业区和公共设施，总的原则是：同类的功能要连片。规划不涉及定量目标，也不提资金的事，项目通过论证后，基金会承诺需要花多少钱就拨多少。

　　从那以后，村中大会小会必谈项目的进展情况。

　　首先是土地削高、填洼、整平、划方，每个基本“方”东西向300米、南北向350米，当季的粮食一打下来，就重新分了地。田间主要道路硬化了，宽的地方能开小汽车，大田比以前整齐了，播种机、收割机可以沿直线开过去。

　　接着就是修路。“以前下雨天根本出不去人！全是烂泥。”不满20岁的袁乐依然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景象。

　　房屋之间的“胡同”也全部重新整修，路面正中间挖一凹槽，用来排水。

　　幼儿园和初中的旧房子彻底扒掉了，在规划中的教育区重建起来。小学校来了德国客人，人家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德文，翻译朗声念出来：“南张楼的小朋友，你们好！”1994到1995年，基金会分批选送小学教师到上海、阜阳等地去培训。中学新建了图画室、微机室、劳技室等等。幼儿园和小学的桌子设计成半个椭圆的形状，拼起来孩子们就能围成一圈；中学的桌子做成梯形桌面，几张桌子能拼出个封闭的形状，是大家围坐讨论的空间。

　　幼儿园以南盖了长廊、亭子和小型雕塑，整片区域被划定为“村民休闲用地”。

　　1989年6月，袁祥生第一次赴德考察。后来他向基金会主动提出选派年轻人到德国留学。1992年，袁普亮和袁东升开始在慕尼黑歌德学院学习德语。1996年，又去了袁普华和张敏。此外，德方每年资助几个青年到平度、上海、阜阳等地去接受职业教育。

　　2000年，“南张楼文化中心”落成，这是一座礼堂，全村共有1013户，这里有1013个座位。但欧式立柱和欧式色调使它呈现出很不“中国”的风貌，被德国专家说成是“建筑垃圾”。

　　2002年，民俗博物馆在文化中心北侧落成，这是袁祥生去巴伐利亚农村考察时的学习成果。挑角飞檐的两重院落，完全是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展品从村民手中收集，每件上面都用橡皮膏粘个小条，写上捐赠人的名字。本以为德国人会对此满意，没想到马格尔又急了：“这是规划好的休闲用地，怎么能随便占用？”

　　1990年制定的区片规划，如今已经基本完成。赛德尔基金会前后投入约450万元人民币。2000年，南张楼项目在46国国际农村发展研讨会上被专门介绍。2002年，中德建交35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安排南张楼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讲解和翻译全由该村村民来担任。这件事在人们的眼里，被看作是赛德尔基金会极为满意的象征。

　　“副业”出名的南张楼

　　“外村的姑娘说给南张楼的人家，男方哪怕是腿脚不太利索，哪怕长得孬点，都能将就——关键他们村里副业多。”相邻的郭集村村民张秀说。

　　三月的乡间满眼是油绿的麦田，南张楼成了小岛，被包围在中间。

　　油绿色中间，往往只有几个稀疏的人影，很多时候一个人也看不到。

　　张云珍白天的时间就守在自家的美容美发店里，她说：“坡上(农田里)的事现在不咋费工夫，有时半个月也不到坡上去一趟。麦子一春三水(浇三次水)就够了，一亩地花个半天功夫，俺家三亩地，一半天也就完了。收的时候专门有人开收割机，一亩三四十元钱租上，就都打下来了。”

　　所以，她的丈夫袁可贵从机械厂下班回来，就能坐在屋里安闲地翻翻《齐鲁周刊》，晚上踏踏实实看电视。南张楼的厂子每年放秋假和麦假，各二十天，除此之外没有公休日。这里工厂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30分到11时30分，下午12时30分到4时，余下点时间，留给人们去照看自家的田地。

　　上班累了，生意忙了，经济上有底气了，农活就被包出去做了。赶上农忙季节，有三四百名外村人在南张楼替人收麦子。

　　中午11时30分，村里的三家饭馆开门营业了。都是家庭经营，父亲算账，儿子下厨，闺女端盘子。客人有不少是来村里谈生意的，也有很多跟袁长海家一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中午从饭馆炒菜带回去。

　　下午2时一过饭馆就关门，店主一家人该跑买卖的跑买卖，该下地的下地。

　　南张楼目前的经济总量里，农业约占40%。一般村民家庭平均至少从事两项“副业”：上班、种地、开店或者经办企业，选择多了，生活的底色就变了。

　　眼下还有约100名村民在国外务工，村子的人口保持在4000左右，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维尔克认为：“项目是成功的。”

　　但很多南张楼人认为，改善生活并使他们留在农村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国人的试验，而是“副业”的兴旺。不难发现：赛德尔基金会所做的文章，始终紧紧围绕“土地”。曾担任村干部的袁崇武说：“看起来他们是更重视教育和群众福利，对工业上的事好像不咋感兴趣。”然而，工业是这里最出名的“副业”。离开了它，南张楼的变迁恐怕要失去一层最坚实的地基。

　　借助外力的同时，南张楼没有停止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身努力。袁祥生说：“咱两国工业水平差距太大，他们的工业咱还达不到，咱的工业他们也搞不来！”

　　1970年代的一孔砖窑和一个油坊，是南张楼最早的“工业”。砖窑被德国专家坚决叫停了，因为严重污染环境。1984年村里建立了石油机械厂，选派16个年轻人出去学技术，面向东营油田加工石油机械。后来有了织布厂、化肥厂、饲料厂，因为临近寿光蔬菜集散中心、周边蔬菜大棚的种植面积很广，村集体又做起塑料农膜回收造粒。前前后后加起来，现在共有七八十家企业。

　　目前南张楼村固定资产由1990年代初的几百万元，增加到现在的五六千万元，年人均纯收入接近5000元。村子西边辟出了一片150亩左右的“开发区”，基本相当于土地整理带来的耕地面积增量。往后村里新办的民营厂子会从那里冒出来。

　　袁祥生去温州考察的次数最多，他认准了搞民营企业的路子，因此2001年村集体企业全面改为民营时他丝毫没犹豫。“村里不背那个担子了！”县级公路经过南张楼的路段，左右两边平房小院整齐划一，塑料造粒机械24小时不停转。

　　就是这七八十家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村民的生活，它们使80%左右的非农业人口成为可能，使青年在农村的职业选择成为可能。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长。

　　村子依然是4000来人的规模。在赛德尔基金会的帮助下，村里不再为交通、文教犯愁，南张楼也以文教中心和集贸中心的功能幅射周边的自然村。缺少了土地整理后的高效率耕作，“副业”的兴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人们留在这里，几成是因为有了平整的道路和整齐的农田，几成是因为闯世界办厂子带来了经济收益和生存空间？没人想过这问题。这个村庄的15年有太多记忆，它还来不及细细梳理。

　　“厉害”的“袁村长”

　　为了陪同维尔克，袁祥生这些天就住在青州。

　　他熟悉这里，不亚于熟悉南张楼。这个庄户人曾是青州市市委委员和潍坊市人大代表。村里到青州不到30公里，到潍坊84公里，他的圆口布鞋无数次在清晨踏进市政府大楼，在那里他竖起耳朵听着各种各样的项目信息、投资信息、企业信息。

　　1987年，德方要搞农村项目的消息就是这样被他听到的，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第二年他的拉达车跑了51趟济南。后来省政府的门卫都知道：“青州那个胖子又来了，不用登记。”

　　进入进一步的考察论证时，德方要求中方提供一幅村庄、土地全貌的空中照片，和两幅带比例尺和高程的村庄田地地图。袁祥生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弄法，但他当即表态：“一年时间没问题！”德方专家说，巴州的一个村子搞这三幅图要3年时间。袁祥生憋了个大红脸：“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年时间保证完成。”马格尔当场竖起大拇指。

　　经过与德方专家的多次接触，袁祥生慢慢明白了：德国人理想中的农村，是安守乡土的，是自足的、宁静的。然而对中国农村的事情，他早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就是户口本的皮皮颜色不一样吗？咱庄户人哪点比城里人差？我就不信这个邪！”

　　袁祥生倒是希望村民走出去。村里对考出大学生的家庭给予一次性的物质奖励；袁祥生亲自去给初中生演讲，鼓励他们“出去闯闯”。在南张楼初中念过书的刘建强大学毕业后到青州市当了记者，回想起初中生活，他第一个想起袁祥生的演讲。

　　1992年一个华人从阿根廷回村探亲，这让袁祥生冒出了新想法。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安排村民到阿根廷务工，合作创办华生农场。谁也没料到这个开端有多重要。那个时候农村最响亮的口号还是“离土不离乡”，可袁祥生已经在大会小会上说：“出去一个富裕一户！”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少青年人先以商务考察签证出国，再转为劳工签证。

　　南张楼的很多人家都并排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出国打工的多了，咱得看看他在啥地方”。

　　后来有人说：论境外劳务输出，南张楼在青州搞得最早，等别的村都开始张罗，他们出去的头一批人已经往回返了。袁长海1996年出国，5年后从美国回来，盖了新房结了婚，又资助家里搞了个自营的奶牛养殖场，他说：“这几年我爱玩，花得凶，拿回来近20万人民币吧，在村里不算多的。”

　　机械厂、织布厂、塑料厂，直到现在的奶牛养殖，南张楼搞什么，周边村子就跟着学什么，但它总能快一步，出国打工回来的人“脑子活，见世面广，做起买卖反应也快”。

　　袁祥生说：德国人对这些是一知半解的，“有些事没告诉他们”。

　　村党委会召开的时候总是天刚擦黑。村委会小楼里灯光雪亮，袁祥生站在大幅的巴州风景图片前面，讲他在国外的乡村见闻：“一户就老两口，看不见边的大田全用机器耕，得空了俩人就骑马进山去。人家那山呀、路呀，干净得像洗过似的。”妇女主任郑庆彬很久以后还记得这些话。

　　当初搞项目时，有人嫌道路规划砍了自家的树，有人嫌公共用地挤占了自家的院子，袁祥生一句话：路照修！谁家不乐意就隔过去，最后谁也受不了下雨天堆在自家门前的烂泥。德国专家再来时，只看到平平展展的大路和胡同。他们感慨：这是“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情感和友谊”。袁祥生还是不吭气，翘着二郎腿抽他的烟。

　　维尔克把项目获得的成功评价首先归功于“袁村长”：“他很厉害——大家谈规划的时候他说起一些想法，我们只是听一听，等到再来的时候，已经变成现实。”

　　德国的风和中国的空气

　　清晨，袁祥生散步归来，坐在宾馆大堂等着维尔克。

　　与德国人打了15年交道，架也吵过，脸也翻过，这个敦实而狡黠的山东人，最终还是摆了张合影照片在自己的案头，上边印着“珍贵的友谊”。

　　1993年巴伐利亚州州长来访时，村里正在为中学配备桌凳。用于教师办公桌椅的5万元已经到位，要求按照德方提供的图纸制作。为了赶在州长来时装备好，袁祥生拍板买了40张三屉桌代替，后来项目负责人把钱要了回去，那一次袁祥生火了：“我不用你的钱也能把中学建起来！我不陪你了！”事后他又后悔——人家按要求办事，于理不亏。

　　很多时候，他不得不心服口服。1993年给幼儿园做桌椅，德方项目负责人“为一颗钉子钉在哪，都能和木工一起研究几个小时”。费解归费解，用了六七年后，买来的桌子都快散架了；可他们指导制作的桌子，至今都没有变形。

　　小学音体美教师是基金会组织培训的重点对象。一人一个图画本，每天的功课是“发挥想象力”画各种东西。四方形的苹果，或者长着翅膀的鱼——都是黑板上的示范。

　　回村后，“学以致用”的具体做法是给学生布置命题作文——《二十年后的我》、《四十年后的学校》、《五十年后的我们村》。学生们的作文本中，写得最多的是：“四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一定变得更现代化、更美，有很多高级的设施。”

　　袁珊珊今年读高三，袁华在平度念职业教育，他们对自己初中时劳技培训的回忆，都只是几节木工课，“毕竟还要中考嘛”。

　　对于村庄发展规划讨论会，普通村民没有兴趣。“一般村民？你拽他来都不来，来了也坐不下去——开这会又没啥经济效益。”当年的大队干部袁崇武说。

　　几乎没人记得德国人印的问卷调查表上都列了些啥问题，“问咱满意不满意，让画勾那咱就画勾呗。”

　　“德国人为啥来？咱没详细问，但总觉得吃不透那个精神。”

　　“是不是要挖什么矿？在咱这里提炼啥东西？”

　　各种各样的议论在村民中流传，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平淡了。

　　论证规划的一个月，是德国专家在村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再往后，每次最多三两天。田间匆匆的走访、办公室里长长的会谈，对村民来说，项目渐渐隐退到生活的背景之中，德国客人的形象模糊了。

　　今年20岁的袁伟说：“要是没人提起来，差不多都忘了有这项目了。”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的副书记徐雪林说：“土地整理这方面，群众参与得还很不够。”

　　开发区沿路的一排小楼使德国专家相当不满，然而对于村民来说，住在那里就是富裕的象征。他们说：“那些在开发区盖新房的，都在青州城里买了楼呢！”建筑式样的否定是容易的，有关“先进”和“落后”的价值标尺却极难改变。

　　民俗博物馆建成了，袁崇武负责拿钥匙，他经常在里面独坐一天。有村民说：“俺的名字还在那磁盘子上贴着呢，有啥看头？再说，俺家门头(杂货店)上忙着哩。”小推车、老油灯、村史陈列，还有走廊侧墙上“二十四孝”故事的刻画玻璃砖，只好蒙尘。在村里，博物馆是最地道的中国仿古建筑，也是最孤独的建筑。

　　张云珍夫妇已经把儿子送到青州的亲戚家去读初中，他们还是觉得那样孩子才能有大出息。“现在看咱日子也不孬，城里有的咱这也有，可你想想：啥好东西不都是先到城里，然后才到咱庄里的吗？”

　　德国人带来的冲击是风，而南张楼落脚的这块土地，是它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