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经济”：尴尬还是喜悦？

　　-潘海平

　　新世纪伊始，一个乍一眼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概念浮出水面：“浙江人经济”。它受关注的程度绝不亚于“浙江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引发的人们的情绪既有喜悦也有焦虑，显得更为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莫衷一是。可以说，对“浙江人经济”概念梳理和辨析才刚刚开始。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字眼，“浙江经济”是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最早的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独特的组织结构和发展模式以及诸多至今仍让人言说不尽的生动故事等等，构成其深刻的带有前瞻性和方向性内涵。

　　然而，新世纪伊始，另外一个乍一眼看上去大同小异的概念浮出水面：“浙江人经济”。它受关注的程度绝不亚于“浙江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引发的人们的情绪既有喜悦也有焦虑，显得更为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莫衷一是。可以说，对“浙江人经济”概念梳理和辨析才刚刚开始。

　　“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仅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要弄清楚两者的差别，有一条捷径就是辨析“GDP”和“GNP”。

　　众所周知，GDP是一年当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或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是各地、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价值总和。

　　相当于GNP和GDP的异同，“浙江经济”概念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积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浙江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

　　汹涌的“资本外溢”凸现“浙江人经济”概念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浙江人经济”起源于一种“骄傲”之后的“焦虑”，以及由此派生的某种无奈。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无比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这种“骄傲”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那样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而是，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别人的地盘上。

　　据统计，截至目前，在上海滩，现在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此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有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之巨，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希望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复制一个“温州鞋都”。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项目等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居于首位。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资本流向外省市。

　　不仅跨省，而且还跨国。据统计，近五年来，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至去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外经营业额从1997年的2.3亿美元，达到当年的10.5亿美元，增长3.6倍。

　　不言而喻，面对汹涌的“资本外溢”，起初，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不解、烦恼乃至怨天尤人。各种招数也纷纷出笼，有的苦口婆心地劝解挽留；有的进一步许以力所能及的优惠；个别地方甚至用起“穿小鞋”的办法……然而，当时间渐渐过去，人们在深入的思考中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是不容回避的实事。于是，当该自省的充分自省之后，“浙江人经济”伴随着更从容、更辩证、更开放、更实事求是的心态，悄悄出现在浙江省各级领导干部的口头，并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浙江人经济”也许是“资本外逃”正面解释，但是“资本外溢”并非一定是负面的

　　浙江企业的外迁，引发少见的关注。带着“浙江这列快车到底还能快多久”的疑问，不少人把浙江企业外迁冠以“资本外逃”。用“资本外逃”而不用“资本外溢”，一字之差，道出不少成见。“外溢”是一种客观状态，而“外逃”显然另有所指。于是，“浙江人经济”就被许多人怀疑为是“资本外逃”的正面表述。

　　不可排除，也许在一些不管想通还是没有想通的领导干部心中，“浙江人经济”显然比“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溢”都要柔和，在有点无奈和有点无助的情绪中，自觉不自觉地用“浙江人经济”概念来替代“资本外溢或者外逃”。然而，“资本外溢”也好“资本外逃”也好，资本从浙江流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就是负面的概念，而恰恰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成潮流地从一个地方外流的原因无非几个，一是当地的环境恶劣，包括政府部门作风腐败、办事拖拉、社会治安险恶等；二是其膨胀的速度与当地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发生矛盾，即饱和性外溢。三是与当地情况无关，单纯从节约成本考虑，接近更廉价资源地或者销售市场。

　　由于较早受市场经济洗礼，浙江的政府部门角色定位的改变和“服务型政府”的观念发育起步较早。在办事作风的历练和审批制度改革上均走在全国前例。多数企业家均承认，外出办企业不是因为对浙江政府部门的作风有意见，恰恰相反，在外地办企业的过程中往往特别怀念浙江的政府部门效率、态度和作风。浙江“资本外溢”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摆脱资源短缺特别是大生产要素短缺的制约。

　　新世纪伊始，在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态势的浙江，“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浙江不仅陆

　　域小而且“七山二水一分田”。近二十年的发展令人惊诧。从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3.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3.7个百分点；人均GDP从331元增加到19730元，按同期汇率已达2383美元。去年，虽受非典疫情和持续干旱缺电的严重影响，浙江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达到14%；全省GDP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200亿元。众所周知，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二十余年“井喷”形势，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

　　而当大批农民带着朦胧的商品经济意思投身工商业之时，恰恰持续数十年的“卖方市场”。体制嬗变过程中迸发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尝到的甜头均超出了所有人想像力，掩盖了诸多先天不足的缺陷。二十余年的风光之后，全国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买方市场”彻底取代了“卖方市场”。浙江经济领域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仅一个“先发优势”已经难于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付出水面。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告诉记者，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三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

　　“能源荒”是前年以来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据统计，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更是超过了1.7。

　　去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在保证电力供应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全省发电量增加17%，外购电量增加51%，但仍然不得不拉闸限电。缺电的局面估计近两年还将延续，按外购电量保持去年水平测算，今年浙江平均电力缺口约为340万千瓦，电量缺口约为200亿千瓦时。据介绍，去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拉的后退却达到0.6个百分点。

　　让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难于相信的是，地处江南水乡浙江近年来还是面临严重的“水荒”威胁，水质性缺水使得不少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保证生产用水。浙江慈溪、玉环等城市，去年盛夏高温季节，不少居民家庭异地大批购买瓶装矿泉水补充生活用水不足。

　　流动的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总体处在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于有效运转。浙江不少地方“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

　　当资本的膨胀欲望和资源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发生矛盾，资本必然开始流动。这种流动本身没有错，流动始发地和接受地都没有错。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资本充分长大。当人为的因素被排除，或者说处于次要地位时，人们责难资本流动特别是责难资本流动始发地，其实在判断标准上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区域各自为政的GDP。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姚先国教授认为，浙江的真正优势在于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对于企业的外迁应该抱着开明的态度。浙江是企业家的摇篮，单纯从GDP等数据来衡量浙江就可能失之偏颇。

　　值得玩味的所谓“温州没落”

　　浙江人最是能跑的中国人；温州人是最能跑的浙江人。温州的“资本外溢”当然在浙江显得最为壮观。而恰恰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开始放慢，直到近年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着数”。

　　于是各种舆论纷起，有人说“温州不行了”“温州没落了”，而且，最多的人把这些结论归因于温州的“资本外溢”。

　　然而，温州真的“没落”了吗？由于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增速的波动是情理之中事。去年温州全市GDP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六年来最好的；财政收入完成151.8亿元，增长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长9.9%，居全省第一。从具体的数字看，温州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的“绝对速度”。

　　无独有偶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温州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增强。在规模以上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完成631.59亿元，增长16.8%，增幅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工业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8.7%。二是市场自主扩张成为需求拉动的主力。去年全市工业性投资增长24.9%，农村投资增长68.2%，围绕产业带建设的投资增长68.4%。三是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去年1-11月，全市3614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98.3亿，增长21%，其中利润54.37亿元，增长24.9%。四是资金供求形成新的扩张，贷款增长旺盛。去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12.94亿元，增40.8%，是历年来的又一新高峰。

　　温州的领导认为，资本有获利的天性，哪里有利可图就会往哪里流。认识资本流动要看其流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资金大逃亡”。资本外流还要看它去干什么？如果是拓展市场，建营销网络，建研发机构和利用增量部分兴办企业，延伸产业链，就应该鼓励。资本在运作过程中能够提升经营者的综合水平，并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运作。

　　“浙江人经济”

　　给浙江带来什么？

　　温州的感受，为“温州人经济”和“温州经济”的关系解开冰山一角。

　　“浙江人经济”能为“浙江经济”带来什么？

　　最直接也是最容易的让人接受的是，不管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还在浙江。比如，有关数据统计，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浙江人经济”内涵远不会如此浮浅。浙江人在全国各地为当地创造着GDP和财政收入以及传播市场经济理念，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暂且不论。“浙江人经济”为高速发展二十多年的“浙江经济”催生了最深刻的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

　　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党委政府提出加快建设“五大百亿”工程，重点破解电、水等供应紧张以及部分干线和城市交通拥堵等突出矛盾。全力拓展资本省腾挪的空间。在电力建设方面，浙江省政府提出五年内确保“三个1000万千瓦”、争取“三个1200万千瓦”电力设施建设完成。同时，千方百计组织外购电量，加强电力合理调度，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用电，确保重要公用设施和关键领域用电。在水资源平衡方面，要加强全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搞好流域和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科学实施跨区域引供水工程，研究解决部分地区水质性缺水问题，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但越来越多的浙江各级领导干部认为，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瓶颈制约，固然与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但更应归结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能源消耗看，浙江省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2003年，浙江万元生产总值耗电约1340千瓦时，比上年提高22千瓦时。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解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必须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否则不管建多少能源和水利工程，有限的资源总有断档的一天。

　　可以说，浙江省的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允许继续沿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浙江这趟快速列车将会有跑不动的一天。”

　　为此，他提出四条出路：一是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努力提升产业层次和国际竞争力。加快规划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依托港口发展临港型工业，依托块状经济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二是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在更高层次上保持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当前正逢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优化重组的机遇，积极引导民营企业突出开放发展，在参与国际国内竞争与合作中提升整体素质。

　　三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人与自然和谐中追求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由“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在全省积极开展“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工作，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四是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人才、技术、信息、土地等要素市场，鼓励发展行业协会、商会和经济鉴证类中介组织，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便利程度，构筑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有人说，当“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投资地点的时候，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微软”，更没有失去“微软”向外扩张所带来的利益。因为，无论“微软”的资本向何方流动，无论“微软”的企业设在全球的哪一个角落，“微软”的技术却没有转移出去，而它才是“微软”的财富之源。

　　对于市场主体大多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浙江年轻企业来说，“资本外溢”不仅得到了是资源、人才和利润，更重要的是走上一条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捷径。

　　对于这一点，浙江的万向集团公司感受深刻。2000年，万向集团就整体收购始建于1923年的美国舍勒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三大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之一。万向集团是在1984年开始与该公司合作的。合作后不久，舍勒公司提出独家代理万向的产品，凡是万向的产品，都必须经过舍勒公司才能出口。万向的“当家人”鲁冠球断然拒绝了这一“垄断性”的要求，舍勒公司也随之断绝了与万向的业务关系。突然失去舍勒的万向，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当时舍勒掌握着万向外销的主要渠道，车间里、仓库里都是打着舍勒标志的产品，一时间，万向的产品大量积压。手里没有品牌、没有基地、没有专利，只为别人做嫁衣，难以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万向美国公司负责人说，“‘做市场’与‘搞推销’在本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好比手里有苹果，搞推销是把苹果卖掉完事，而“做市场”则是要在那块土地上开辟一个‘苹果园’”。

　　当万向成功地获得了舍勒的品牌、技术专利、专用设备及全球市场网络，舍勒成了万向集团麾下的美国子公司。让万向在美国市场每年至少增加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万向产品有了美国当地品牌的支持、技术和生产基地的支持，这令万向产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融入了美国市场，而且就此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去年11月1日，一辆名字叫“朗杰”的多功能商务车在沈阳奥克斯汽车有限公司成功下线。造汽车是不少“浙商”的梦想。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也不例外。多年的期盼最后在参与东北老企业的改造中成为现实。“奥克斯”以4000万人民币购得沈阳富桑农机工业集团下属的双马汽车公司80%的股权，组建沈阳奥克斯汽车有限公司，从而获得越野车生产牌照，以借壳方式涉足汽车业的家电制造企业。

　　预计到明年年底，将会有12000辆汽车下线。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说，“沈阳作为我国汽车研发与制造的重要基地，雄厚的技术、人才等优势是奥克斯看中的地方。“大厂、技工和大设备，是东北新三宝”。

　　“浙江人经济”催生新的政府心态

　　“GDP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类似“浙江人经济”这样的话题，让致力于追求政绩的干部立刻鼓掌显然是困难的，这个话题被接受过程催生了新的政府心态：

　　——自省心态。“资本外溢”引发的紧张感，让多数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观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寻找起主观原因。政府在这种深切的体会中加快了职能的转变。经过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个审批项目，经撤销、合并已减至850项左右。

　　——开放心态。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

　　浙江省正加快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努力推动与沪苏科技、教育、人才、信息、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响应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在资源、市场、人才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还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使境外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赢得更大的发展。

　　——合作心态。为确保煤炭供应无后顾之忧，浙江省长吕祖善去年底带领全省11个市的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经理，前往在山西、内蒙等地谋煤。通过充分磋商，浙江分别与山西省的大同煤矿以及主要矿区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一带的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分别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按照这个合同，从今年起三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到2010年，浙江仅从这三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财金处处长陈广胜说，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细分就越具体，不同区域间的互补性就越强。重要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关键是建立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

　　——大局心态。“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让人们想通“浙江人经济”问题的最根本思路就是这种真正的大局心态。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在座两地干部一阵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形成“能源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