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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翼
5月25日到27日，在上海，全球扶贫大会将开，主办方是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过去的20多年里，贫困率由63.8%降至16.6%，中国无疑是扶贫领域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也正是全球扶贫大会选定中国召开的理由。
中国的扶贫经验推进了大规模减贫的全球性南南对话，中国的官员、学者们则开始冷静面对与扶贫相伴的诸多困惑与误区，关起门来“群体反思”了。
4月3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扶贫办牵头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研讨会在封闭状态下开了一整天，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官，以及杜润生、林毅夫、胡鞍钢、温铁军、汤敏等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界大腕悉数出场。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刚从贵州贫困地区调研归来，在会上直陈了我国目前开发式扶贫潜存的三大误区：其一，扶贫的概念比较不清晰或者比较混淆，这往往造成很多政策上的误区；其二，财政“输血”的同时金融“抽血”，这是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的一大制约；其三，金融缺位是造成目前扶贫工作缺乏应有力度的重要原因。
据官方口径统计，国家每年的扶贫资金大致在300亿元，但这和金融机构从农村“抽取”的资金相比落差太大。据不完全统计，单农村邮政储蓄这一机构，从县以下乡村抽出的资金有3000亿元，加上县一级竟有6000万亿元之巨。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抽血”不止的金融部门、准金融部门们，在扶贫工作上普遍缺位，甚而“失语”，扶贫成了财政、扶贫办的“专利”。
同时，扶贫为何难见金融部门身影？道理也很简单，他们不愿为“低息扶贫”买单。全世界的经验似乎都在证明，低息扶贫，金融机构大都不会参与其中。贷给贫困人口的小额贷款利息能不能高一点儿？情感不答应。正是这个悖论困扰人们思维好多年，现在是不是到了解放思想的时候了？汤敏说，他在贵州的贫困地方发现，那里农民借2000元钱养猪，每年的回报都能保证在40%以上。汤敏力图佐证的是，穷人也有信用体系，而且可以承受稍高一点儿的利息。
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和农民，贫困不扶，何谈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现在，国家扶贫政策已从“八七”扶贫攻坚时的“输血”、救济式扶贫，转为“造血”、开发式扶贫。扶贫贷款的投入也从强调到户贷款转到强调产业、项目贷款。但对于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户们来说，开发式扶贫方式是否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还值得商榷。汤敏博士大胆主张，改造血为输血，尽快建立农村的低保制度，解决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和能力。
关于扶贫，刚刚破题。思路决定出路，认知禁区的破除，势必有助于扶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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