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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
近几年来，由温州商人刮起的炒房热席卷了国内的许多城市。先是在杭州、上海，然后温州炒房团的足迹开始遍布全国的多个省会与中心城市、二级城市，甚至县级城市。所到之处，房价基本都上了一个台阶。从几个月前开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以抑制这股炒楼的狂潮。如果有关的抑制政策有效，这股狂热也许会很快消失。但人们还是无法预
期，狂热过后的房价是继续维持还是走低。
不管怎样，这次事件留给人们可以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
首先，民间的财富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类似炒房热的现象，在国内国外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在国外，有荷兰的郁金香热；在国内，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君子兰热。但这次的炒房热有明显的不同。郁金香和君子兰都是花卉，尽管炒起来之后价格可观，但总的来说需要动用的资金有限。而住房是一种不动产，一套房子动辄就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中，要能够将房子炒动，需要巨额的资金。有报道说，前一段温州至少有10万人在参与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性购房，用于购房的资金量在1000亿元以上。有关人士估计，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比这还要大。
而作为此事件背景的，就是改革20多年来民间财富的积累。根据不久前的一项研究，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大约2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政府、企业、住户拥有的比重分别为18.6%、31.7%、49.7%。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应当说，相对于改革前的那种状况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由此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这个规模可观的民间财富已经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能量，它的使用和动向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规范这些财富的使用，如何使经济社会生活不至于被掌握大量财富的少数人过分操控，就成为一个必须考虑和正视的问题。根据同一项研究，目前我国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这次炒房热给人的一个启示就是，当拥有巨额财富的少数人集中动用这些财富的时候，社会经济生活就会掀起波澜。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市场体制和法律上对其进行规范。
同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面对这次炒房热的时候，媒体上发表了许多观点不同的评论，学者也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公共舆论的介入。但在这些公共舆论中，无论对这个现象是褒是贬，无论是对“利”还是对“弊”的评论，大多是从房地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的。而房价的上升与购房者这个最直接的利益主体的关系却往往被忽视了，至少人们很难听到这个受影响最直接的利益主体自己的声音。如果说这个利益主体还有一些微弱的声音的话，也主要是在网络上，特别是在比较宽松的BBS上发出来的。这个现象的背后也许有很多原因。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多次讨论过的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问题。必须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是分化的。而一种“好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利益大体均衡的基础上。而要形成利益主体间一种大体均衡的关系，就必须对利益表达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与之直接相联系的，就是利益表达的话语环境。在这次炒房热中，能够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除了商人、官员就是学者、记者。为什么即使是在利益中立的讨论中也往往存在忽视有关利益主体的现象？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发展主义的话语遮蔽了其他的言说理由。因此，在人们热衷于讨论房地产发展的某些高深规律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房子造出来是为了让人住的，而不是为了炒着玩的。同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中国的房价相对于人们的收入来说已经畸高的背景下，房价的新一轮上涨，无疑将更多的人排除在有能力购房者之外。有人说，炒房热的出现是商人把握了一个市场机会；房价之所以能炒上去是说明它本身有上涨的空间等等。换言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甚至有人将一些城市抑制房价的措施说成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其实，这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简单化理解。在类似的狂热中，无论供需关系还是价格都是扭曲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炒房热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应当说，这次的炒房热能够席卷全国的许多城市，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有专家估计，这些地方的房地产存量大约有几万亿之多，因此即使温州的炒房者有10万之众，即使动用的资金有上千亿，要在偌大一个市场中造就一种狂热，还是远远不够的。而这股热的形成，至少涉及到几个方面：一是当地的开发商；二是向炒房者提供资金的银行；三是当地的地方政府。炒房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银行的贷款，而炒家每到一处便受到当地开发商的热烈欢迎，但这些都是商家的市场行为，我们无须过多置评。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地方政府的作为。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后来采取了种种抑制措施，但对于这股炒房风的蔓延，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的地方，炒房风已经出现了两三年，地方政府的领导人仍在火上加油；有的地方政府则直接对炒房团的到来持一种热烈欢迎的态度。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诸如此类由市场引发的社会现象中，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现实性在于，过分的发展主义取向、普遍的短期行为以及普通民众的漠视，将会严重扭曲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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