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比“过热”更严重

　　作者：郑新立

　　现在，大家热衷于争论经济过热不过热，是总量过热还是局部过热等等。我认为，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种争论上。应该关注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问题，比过热与否严重得多。

　　我有四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要加大金融调控力度，抑制部分行业的过快增长。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根据一二月份的数字来看，宏观调控中间有一些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新的问题。一个是整个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的投资增长势头过猛，达到40%以上，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也非常快，也是40%以上，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些行业整个投资增长过快，必然会使我们整个总供求的关系发生逆转。

　　应当说，从去年第四季度以后，我们在经济总量的控制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是非常有效的。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我们贷款的增长速度已经由前三季度平均增速30%以上降低到20%左右，而且这种增速回落的趋势已经保持了5个月。我认为央行在贷款总规模的控制上反应是很快的，也是灵敏的。但是从一二月的情况看，我个人认为需要加大金融调控的力度，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从而抑制价格持续上升的势头。因为价格从去年11月、12月到今年1月，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8、3.0、3.2、3.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这四个月分别为：1.2、1.9、3.0、3.5，都是在上升的趋势。如果这个趋势不及早加以改变的话，按照这个势头每个月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势必会出现通货膨胀，出现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不存在的。所以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总量的平衡，总量平衡的关键在于贷款的增长速度。

　　去年我看到统计局关于钢铁、水泥、氧化铝这些行业投资增长的一个分析。在统计数据里，这些增长比较快的行业，企业投资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占70%左右，银行贷款只有30%左右，当时感到很高兴。最近我听到一些银行的同志告诉我，这里的数字不实，有一些大的投资项目，比如说钢铁投资项目，先采取投资业主找几个子公司，注册几个子公司，利用它的资金来套取银行贷款，然后再以子公司拿的贷款再来投到这个建设项目里来，就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了。银行明知道这个情况，不是它的自有资金，也是银行贷款，但是为了把这个贷款贷出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我们这几个增长比较快的行业里边，资金来源，有的同志分析可能50%以上，甚至60%还是银行贷款。现在整个经济周期处在一个上升阶段，在上升阶段要防止的倾向就是投资的过快增长，带动需求的过快增长。而抑制这种倾向的关键就是靠银行了。

　　第二，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加大调整力度。

　　应当说，从九五时期到十五的前半期，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上是有成效的。但是从去年以来的情况看，我感觉到我们在结构调整上进展不大，而且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回到过去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上去，回到过去那种粗放型增长的老路上去。大量的投资集中到那些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处于产业结构里低端的一些行业，而高端的这些行业，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我们想投资又投不进去，只能大量依靠进口。

　　去年，我们进口的各类机械设备金额在2000亿美元以上，这些产品有市场，如果朝这方面增加投资，满足国内市场供应可以顶替进口，而且可以降低成本，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因为我们不愿意加大技术开发的力度，只愿意干轻车熟路容易干的事情。

　　比如钢厂，建起来很容易，一年就搭起来了。投资成本很低，回收很快，但是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我们钢的产量2亿多吨了，去年我们进口铁矿石1.5亿吨，我们自己生产了3亿吨。今年全世界的铁矿石供给的增量只有4000万吨，这4000万吨全让中国买过来也不够。即使国外增加了铁矿石的供给，钢投的装卸能力不够；钢投的装卸能力够了，船舶运输能力没有；即使你运输行了，国内的钢煤、肥煤又不够了。

　　水泥去年生产8亿多吨，在建的2亿多吨，水泥的消费量占世界40%。全世界第二位水泥的生产量8000多万吨，没有上亿吨的。要知道，建一个水泥厂，周围几里地的空气就污染得不像样子。我们始终在产业链的低端做文章，在这儿增加投资，高端的东西我们进口，这样搞下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任务很难实现。如果这样，我们就难免不走到拉美道路上。

　　我们和日韩比不成功，日韩吸收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自主的出口产品，我们是引进再引进。日韩用于引进设备的投资和用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投入的比例是1∶5，我们是多少呢？1∶0.07。人家花一块钱买设备、买技术，花五块钱来消化，我们花一块钱买技术设备，花七分钱消化。

　　我们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还有投资不足的现象，比如造船，这个产业最适合中国人干，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像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加工深度比较高的产业投资，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投资不足。

　　还有一个不足是农业投资不足，农业投资去年增长4%，比去年下降几个百分点，现在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投资下降，就使三农问题矛盾越来越尖锐，问题越来越激化。

　　第三，要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解决那些跟老百姓利益非常密切的问题上来。

　　解决城镇就业最重要的出路，就是发展中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这就要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支持。

　　第四，就是要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要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点。

　　去年的宏观经济指标里有两个数字应该引起重视，一个是我们的投资率42.7%，大概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年，投资率高，消费率低，这个数字是很不正常的。

　　第二个就是数字是我们外贸依存度达到62%，美国、日本只有16%到18%，我们都高到62%，这两个指标说明什么问题？第一个说明我们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而不是依赖人们消费的增长；第二个说明我们经济增长对出口的增长依赖程度过大，内需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加大。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从长期来讲是增加供给，如果说解决总体上供过于求的矛盾来讲，正好是一种逆向调节，加剧了供大于求的矛盾，而不是解决供大于求的矛盾。

　　(本报记者陈谷根据郑新立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