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毅：高速投资增长重在短期因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所长罗云毅

　　不管从结构还是从总量上看，投资问题目前都是焦点。当前的投资态势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个是高投资率，另一个是高增长率，即1-2月份固定投资令人震惊地增长了53%。

　　对我国当前的投资态势，可以采用现实态势等于长期基本态势加短期正常波动再加 上近期异动的分析框架来考察。

　　所谓长期态势基本是由一些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因素决定的，表现为较长时期内的平均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类比于气象学中某一地区的“常年平均气温”。其主要决定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等。如中国人崇尚俭朴，强调居安思危，因而偏爱储蓄，导致投资率也较高。从中国的人口结构上看，过去一直在年轻化，即抚养人口对工作人口的比例是相对下降的，还是年轻化的趋势。再如中国20多年来是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不确定性比较强，这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一步影响其消费储蓄决定。

　　有些人喜欢把我国的投资率与国际水平相比，我认为要防止简单比较的误区。各国有各国的特殊国情，消费储蓄倾向必然各不相同。对各国间显著的投资率差异目前还没有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科学的解释，因此简单比较容易出问题。比方说如果以某一国际水平为标准进行比较判断，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讨论就是要将我国的投资率向该国际水平看齐。进行简单国际比较的人不少，但却没有人提出要向什么国际水平看齐，这恰恰说明前提不正确。如果一定要比的话，我认为可以说低消费率高投资率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即长期一般态势，这是由上述长期因素决定的。这个提法可能不是很合时宜，但没必要大惊小怪。应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低消费率、高投资率都是就与国际水平比较而言，而不是消费、投资互相比较或什么其他比较标准。我国过去和现在的投资率都高于所谓世界水平，在将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将高于世界水平，这一点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共识。

　　短期波动是指在比较短的时期内的一种变动，是对于长期基本态势的一种背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类比于气象学中的中近期平均温度对常年平均温度的偏离。这种短期波动是短期因素造成的，包括外部因素，如国际上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周期波动、能源危机、局部战争等，还包括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因素，如经济周期、政府政策的变化等。如在我国多年来高速经济增长中，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不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则消费率必然要下降，储蓄率会上升，相应的投资率也要上升。这样，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持续性的、高达9%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就可在相当大程度上从短期波动的角度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贡献率或许能达到3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又如我国的保障制度现在正从现收现付制转到部分积累制，老百姓需要自己更多掏出一些钱来用于将来消费，这也刺激了老百姓比过去储蓄更多一些。

　　对于今年1-2月份投资高速增长53%应该怎么看？首先要防止一个误区，即简单地谈“过热”或“不过热”，要分析具体原因。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究竟什么是过热、什么是不过热，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过热或不过热都缺乏根据。根据上面介绍的分析框架，我认为应着重从近期异动的角度分析，更重视一些近期扰动因素的影响，这样看问题可能更全面些。如价格变动的影响就值得重视。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现行月度、季度的统计比较没有考虑价格因素，所计算出来的增长率是名义增长率。在生产资料和土地价格上升较多的情况下，名义增长率就会高于实际增长率。估计这方面的因素可能解释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甚至更多一些。二是由于有较强价格上涨预期，投资者必然尽可能加快施工进度。又如去年地方政府换届后连续新上了不少工程，致使投资在建规模比较大，其影响从去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是一个有利于投资增长的强有力近期扰动因素，也是宏观调控决策部门已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再如在一些地区禽流感的发生对消费，特别是餐饮业有不小影响，其后果是居民储蓄不情愿增加，形成了对投资的资金供给和转化压力。还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就是在当前越来越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民间投资热情进一步高涨甚至可以说是爆发。今年1、2月份投资中有2／3左右来自非国有部门，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部门便可说明这一点。另外，今年初气温较高，一些投资项目动工较去年早，同期完成额就会高一些。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因素是尽管央行已采取了相当力度的调控措施，但银行贷款的供给自年初以来仍然保持强劲态势，对投资高速增长的贡献也相当可观。还有的同志提到今年2月是闰月，多了一个工作日，可提供2%以上的解释力度，这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短期扰动因素。

　　这样，由于当前有相当多的利于刺激储蓄和投资，但不利于刺激消费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和近期扰动因素都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当前的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应当指出的是，由于那些短期扰动因素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也将逐步显现，因此投资增长速度必将逐步有所回落，不可能继续保持1-2月份那样高的增长速度，但回落速度也不会太快。

　　我认为，采用上述分析框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这样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投资运行的内在规律性，避免简单国际比较的误区，即对我国消费投资比例的调整要向国际水平靠拢，从而因分不清短期波动和长期一般态势的关系把孩子(与国际水平相比的正常的高投资率)与洗澡水(短期异动水平)一起泼掉。在政策上，这样的分析方法意味着政府政策调控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于对短期波动的调整，而不是对长期一般态势的调整。实际上如果认真考察影响消费投资比例的各个因素，包括政府调控政策的作用机制，就可以发现政府的理性政策调整对消费投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的影响是很弱的，因此，将投资运行的短期变动，特别是短期异动从一般投资态势中区分开来可能有助于提高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