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未过热 政府市场平衡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解读中国经济热点，四大中国经济学者与之交锋各自观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影响了很多人。他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他在学者、幕僚和官员之间不断变换着角色，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他在学术上获得很高的成就。他曾经获得过克拉克奖和2001年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曾经担任了五年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其中有三年是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接下来的这四年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的资深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2004年3月21日主题为“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4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著名企业家及中国高层官员共100余人，围绕“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主题进行了智慧碰撞。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表《平衡发展战略问题》主题演讲。

　　此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坐客中国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与中国四位著名经济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韩秀云，就目前国内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过热这个现象，具体表现为是否存在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否从国外进口大量在国内足以能够生产的产品等，目前中国这些都还不是问题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也长期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请您写一下在你的圈子里一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如果我不得不用三个关键词的话，首先是经济增长是否保持稳定。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协作能力的提高。第二条就是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就是说大家都能从中分享，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仅仅是社会上层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而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实际更糟。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情况。美国只有较低的增长，对最底层的人来说，境况的确变得更糟，但社会上层的人却在独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最后是平衡发展。这就意味着全面整体地在公私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整个社会团体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平衡发展。

　　主持人：我们还知道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评价是健康，用健康来评价的。您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现象，您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判断？

　　斯蒂格利茨：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保持9%的增长速度。当然有些人认为要低一些，有些人认为要高一些。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应当在未来保持8%—9%的增长速度。因为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从乡村涌向城市，中国必须给这些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创造工作机会意味着要发展。

　　当然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造成这个差距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更加充足。同时还存在着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在过去20年中，中国在缩短科技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绩，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差距。不可能说每年就能按一定比例缩短差距，所以不能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

　　历史数据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过去20年间有着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可能的。所以在我看来，经济过热这个现象，具体表现为是否存在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否从国外进口大量在国内足以能够生产的产品等。我认为目前这些都还不是问题。中国从通货紧缩到有一点点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如果通货紧缩的话会让我担心，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升高的话也会让我担心，但现在还不成问题。

　　说到中国的赤字，中国在贸易方面有一点顺差，这个顺差下降了，现在有一点贸易逆差，这仍然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合理现象。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比中国小的话，我们应该高兴才对。中国经济从整体来看，我认为没有过热。但对于局部来说，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或者一部分城市可能有些过热。那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第三个观点，要平衡发展。所以有些行业我们要大力发展，有些行业则需要缓一缓。

　　张维迎：我想呢，所谓过热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现象，不能用长期经济增加的潜力判断，是不是？好比我们9%正常就认为不过热。就像一个人他可能10天没有吃饭，但是不能说到第11天的时候一下把10天的饭都吃了，所以我想主要看这个趋势是怎么变化？现在好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过热，不是说因为去年增加了9%而过热，而是看到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到今年通货膨胀率的速度在加速，所以有点担心这个问题。我想不管经济过热不过热，我想我们的头脑不应该过热。

　　曹和平：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经济没有过热。第一点就是说世界上生产50万种产品，我们中国只生产30万种产品，那么如果我们过去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家记住中央政府在去年的投资，实际上是降低了7%。

　　那么如果说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投资增加了37%的话，它恰巧增加的是我们不生产的那20万种产品的话，这种高速的增长是弥补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硬伤。那么这种快速增长，如果加上快速的消费跟上来的话，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一种良性的高速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10到15年，这种高速度还是能持续下去的。

　　韩秀云：我的观点是其实我们刚从谷底走出来已经有了好的迹象，但是我们不能不关注。你们看，现在我们的钢铁、煤炭、汽车、房地产、水泥等等的那些原材料都在向上涨，那我们现在说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走出来的一个好的迹象了，还有一方面我们是不是看到说在没有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的领域中有的行业中也已经热了呢？那这时作为我们的政府来说，你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对策？我们的财政政策该怎么做？货币政策该怎么做呢？我们是该刹车呢还是踩油门？还是无为而治？还是等待着什么？还是让市场自然地去做？还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不能急刹车。我认为政府在这时候应该是把那些过热的领域中的投资逐渐地引导向那些还在冷的行业转去，向那些将来是朝阳行业转去，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平稳地发展。

　　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当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时候，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和削减财政支出，可以很容易地减小这个影响。只要它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都是可以控制的

　　主持人：假设我们现在承认，你对经济增长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长，可是你也提醒我们要注意通货膨胀，那所谓保持冷静的方法就是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斯蒂格利茨：我在白宫任职时所采取的措施是这样。我们认识到，如果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里，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我们做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的问题。通货膨胀能够摧毁经济增长吗？答案是不。只要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0%以下，如果再增长多点的话，我们能不能把它降下来？答案是：是的。

　　我们采取的是非常谨慎的扩张方式，当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时候，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和削减财政支出，可以很容易地减小这个影响。只要它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这就是最关键的，让经济持续增长，看增长到什么程度，让你的失业率降低，看看我们能为经济增长做些什么。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是1、2、3甚至是4、5，只有到了10这个水平我们才需要担心，想办法把它降下来就是了。

　　主持人：刚才呢，我们对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这一点做了一些讨论。其实对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这些观点的质疑，担忧。表现出更多的中国人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一个健康、持续、稳定、良好的发展势头上保持平衡。

　　斯蒂格利茨：我所说的平衡发展是包含许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说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平衡。在中国走入市场经济之后，有些人认为政府就不再扮演什么角色了。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争论。美国出现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政府放权放得太快导致的。

　　国家需要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在会计制度、银行系统等方面起立法监督和调控作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银行系统由于缺乏政府监督，多花了纳税人1000亿到2000亿美元。所以需要在政府和市场所扮演角色之间找到平衡。

　　我以前强调过，上世纪90年代在科研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比如互联网，是因为得到了政府工业政策的财政支持，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色。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是平衡发展其中的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来说，另一方面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发展。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随着城市发展取得成功，城乡之间产生很大的差距，那么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就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有这个差距都会产生这种压力。

　　虽然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来说，东部省份发展得比西部成功。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平衡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另外环境也是平衡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保证城市依然适合人群居住。其中一个问题是城市变得很拥挤，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也许你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却降低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我们惟一考虑的东西，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平衡发展的另一个含义。

　　主持人：我有一个朋友对我抱怨他生活中的小问题，您可能平时自己不买菜，他说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么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大葱的价格就从一元钱一斤涨到了一元八角钱。而他关注了一下他在银行存款的利率还是1.98%。他这种抱怨，我今天交给萧教授。您会向他怎么解释？

　　萧灼基：我讲这是好事。对农民来说是好事。我讲一讲今年我们估计今年的食品类的通胀率可能达到5%，但是总体的通胀率可能是控制在3%。刚才我讲了去年我们的物价上涨率是1.2%，但是农副产品类是3.4%。

　　那么这种情况在两个方面，当前的农民的收入偏低，增长偏慢，比较慢。那么怎么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呢？有很多方面，像最近国家准备实行减税，准备在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是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要适当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提高，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不提高，农民的收入还是低的。有些产粮区已经是种粮不合算，种粮的价格低于成本。那么这样呢对农民来讲是有利的，能够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加重城市居民的负担呢？

　　我们也算一笔账，根据一些专家们的预测和估计，这个2004年的涨价每个城镇居民可能要多支出，多支出多少呢？大概一个月20元钱，也就是一年200多元钱。那么从现在去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8472元，那么一年多增加200元钱应该说城镇居民是承受得了的。如果今年城镇居民的增长能够达到9的话，那么更是能够承受得了。当然对于城镇的低收入群众，政府应该给予补贴。

　　效率增长增加就业

　　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工人变成失业人群，而是从一个低效率的工作转移到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所以企业的增长和工作机会的产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谁都知道国有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可是政府又有一部分责任是要保证就业。我们中国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大，那现在如果这个企业要用100万元钱更新自己的设备，但同时会有300个工人失去工作，这个时候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说，旧的工作失去以后，我们要创造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如果有太多低效率的企业，中国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要去除这些低效率的企业。但仅仅是去除它们并不能使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只是从低效率变成零效率而已。工人失业后就变成零效率了，如果他们在工作，起码还有一点生产效率。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他们变成失业人群，而是从一个低效率的工作转移到一个高效率的工作。所以企业的增长和工作机会的产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一个目前要面对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就是反映企业是否有效率的数字信息不是很清楚。我详细解释一下，比如说在东北地区的企业，它们有很多责任，比如说养老、医疗等，甚至还有学校、住房。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工厂，而是变成一个社会保障团体。

　　当我们看整个企业的数据时，他们是亏损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企业实际运转的状况是否有效率？而不是它在学校、医疗等方面是否有效率。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社会方面的责任分出去，让它只是一个工厂，政府需要去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责任。我们再去看这个企业是否有效率？如果还是没有效率？我们应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把它关闭或者重组。但有效率的部分仍然有效率。但是在目前的会计制度下，他们依旧是亏损的。

　　主持人：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是那么富有的美国，它的政府仍然要靠大量举债来解决您刚才讲的那些社会问题，还解决得不能令所有的人满意。您刚才就一口气对两届政府提出了批评，中国不像美国那么富，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现实选择是什么呢？

　　斯蒂格利茨：其实是有一些选择。首先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来提高收入，在过去的几年中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在增长。第二，还有其他机会，我给你举一些例子，许多人认为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去调整贸易的平衡。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还可以提高出口税，这样做也会调整好出口平衡，提高政府的收入。那么还有其他很多方法可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其实中国的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低。比如说巴西，它的比例是30，所以还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考虑。第三，政府正处于调整企业产权结构的进程中，可以允许外资企业参股，政府得到的收益就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遗留的问题，比如资本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地负责任，也非常谨慎，一直严格限制举债规模，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但如果你考虑一个正在发展的，正在成长的经济实体，如果今天的投资将会使后代受益，让现在的人去投资，只是为了后代受益，没必要这么做。可以让我们的后代来支付现在的一些投资。怎么做呢？通过举债，让我们的后代去偿还这个贷款。政府一直将借贷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我认为也许是谨慎的做法，也许值得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更多的贷款，这一点对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重要。

　　(本文由央视“对话”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