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重商主义”在中国

　　葛丰

　　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外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货币收入规模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从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欧各国，这是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

　　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蒸汽机，还是海外贸易，使得西欧 迅速走向了世界的中心，或者说，这两者，究竟孰为因、孰为果？弄清历史的本原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即便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三个国家(中国、埃及、印度)———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是以其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而著称……现在(1776年)，中国是远比欧洲任何部分都富有的国家。”(亚当·斯密，1776)，然而……

　　过分抑郁的历史情结让足够多的中国人情愿忽略了这样一条发生在现在的新闻：世界贸易组织4月5日于日内瓦发表报告指出，2003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进口国。报告称，以美元计算，去年中国的进口猛增了40%，进口额由2002年的排名第六位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而同期中国的出口则增长了35%。

　　我们为什么不能欢欣鼓舞呢？存在着经济学说的原教旨主义不能被修正吗？答案并不那么复杂，但是，历史的阴影能够轻易被摆脱吗？

　　1978年以来，中国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直采取尽可能扩大出口与限制进口的政策。在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外汇储备不足的时代，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随着对外收支的大幅度改善，改变这种重商主义观念的时机已经到来。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世界是完美的，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战争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关于贸易规则，往往对某些国家来说是“公正的”———当它被利用时，但在另一些国家又被称为“不公正的”。情况已经变得无比复杂，各种利益、莫名其妙般亟需宣泄的情绪，以及充分利用“比较优势”而生成的种种手段交缠在一起，博弈的结果很难是一厢情愿的，这意味着你得做点什么，当贸易条件确实在恶化。

　　不难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观点是，一切统计学意义上的变量只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引入的工具。顺差、储备、GDP这些颇为宏观的概念必须因为国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体现出存在的必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长远的利益和浮于表面的数字之间进行选择(譬如外汇储备)，难度并不很大。

　　真正的难点来自对于各种变量背后趋势的把握以及构成的优化。譬如说，就在去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这会不会衍生出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突然加大的资源投入对于经济运行势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产业升级方面究竟还需作出怎样的努力？

　　再譬如，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出现近年来少见的较大逆差。据中国海关近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1至2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476.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4%。其中，出口698.7亿美元，进口77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8.7%和42%，前两个月累计贸易逆差达到79亿美元。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的解释是，中国在今年前两个月进口迅速增长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进口有较大的需求，特别是对原油、铁矿砂等原材料或者资源性产品的进口规模在不断扩大；二是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急需进口国内不能生产制造的一些装备和设备，这些产品的进口对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今年中国继续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降低了关税总水平，这也推动了进口的增加。

　　这确实是问题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匮乏以及技术装备的落后，中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并不合理。从长期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也许，真正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我们的“中国制造”能否始终笑傲江湖？

　　稳定、平等、均衡，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黑板上写下的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建议，也许，这有些过泛，但真理往往如此，看起来像废话，做起来却不简单，而所谓“重商”或者“重农”等等，显然与之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