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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俊
“温州炒房团”已经成为最近媒体关注的焦点和舆论的“众矢之的”，有舆论将某些大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归咎于“温州炒房团”。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封杀“温州炒房团”，颇费心机地采用了实名制认购、出台期房禁止转让等规定。在媒体“围剿”“温州炒房团”和某些地方政府公开扬言要出台对“温州炒房团”的封杀令的背景下，温州市政府负责人
却公开为“温州炒房团”辩护，澄清所谓炒房现象的市场经济真面目，明确表态政府原则上不干预，这种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和宽容之心彰显了尊重市场、取信于民的政府信用，实在令人叹服。
依我之见，“温州炒房团”的所谓炒房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属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的市场获利行为，彰显了温州人精明的市场意识，这种“投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市场经济行为。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和舆论应当宽容和善待“温州炒房团”的投资炒房行为，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动辄封杀。当然，政府可以对投资炒房行为予以适当的理性引导和宏观调控。
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体系建设大致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公民个人信用等三个层面的问题。不过，人们似乎更为热衷于探讨的是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问题，而对至关重要的政府信用问题却鲜有问津。所谓政府信用就是民众和社会组织对政府信誉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国家信用的主体，同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体现。政府信用堪称一国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取信于民”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政府信用是政府权威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建设中国的信用体系，首先要打造信用政府。政府的威信一靠外在的政绩，二靠内在的信用。最有威信、最具公信力的政府必然是通过“取信于民”赢得民心的“信用政府”。用老百姓的大实话讲：政府“说话就要算数”。
俗话讲：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无形的心中之秤就是用来衡量政府信誉度的“信用之秤”。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治理模式已经由官僚型行政向民主型行政、人治型行政向法治型行政转变，而民主型行政和法治型行政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政府必须恪守信用。政府的存在就是基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性的公共物品的需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语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法规、规章、政策、措施其实都是对民众的承诺，都是与民众订立的无形的公共契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用职权、执法不力、执法不公、执法随意，甚至执法犯法等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嘲笑，
市场经济是最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是最贴近市场经济本色的隐喻。信用经济的理念不仅仅指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个人或企业的市场行为要诚实守信，同时也强调作为市场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主体的政府也应恪守信用，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后果负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理念，戒掉动辄行政管制之“瘾”，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正当的市场调节行为。实践证明，政府的行政管制越多，行政干预越频，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信用越糟。为何娱乐业的火灾隐患偏多？究其原因，这与政府有关部门朝令夕改，动辄关闭整顿，搞得业主们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就得关门谢客，因而舍不得在消防设备上过多投资不无关联。可以说，政府的信用如何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信用，政府应当成为全社会讲求信用的第一楷模。信用政府的魅力不只在于美化政府的形象和提升政府的信誉，还体现在可以赢得民众的信赖、支持、配合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从而实现朝野的“双赢”。因而，讲求信用、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广大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一言以蔽之，政府信用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市场最佳的“晴雨表”，没有什么比拥有信用和赢得民心更加堪称政府最大的政绩。但愿“温州炒房团”的不同遭遇能够成为某些地方反思政府信用的新鲜教材。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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