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士看京沪

　　-本报记者 张帆

　　说起上海的投资环境，上海恒隆广场里一家外企主管的话题竟是从一张似乎毫不相干的健身卡开始的。原来这家企业作为福利发给每位员工一张附近一家健身中心的年卡。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健身中心竟关了门。许多员工的卡里还有不少钱。与此事牵连的还有不少就近的公司。

　　　没想到的是，这件事让静安区政府知道了，于是有官员出面找到另一家健身公司，提出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让其接收了这些持卡者。

　　　这位主管说，这件事本来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可他们的官员说，考虑到很多会员都是白领，这直接关系到区内的商业环境。

　　　这位主管是京沪两栖人。一周有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在上海。他吃惊地说，这位上海的官员竟是在公开场合说要保护白领的利益。而这种话很难想像出现在北京的官员口中。因而他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的很多官员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畴，一个好的市场环境，才是他们的追求。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企业对上海政府最多的评价是灵活。

　　一家设在外高桥保税区的外企国际供应链总监说自己在工作中最深的感触是，当地政府不是简单地看住企业，而是充分理解企业的要求，考虑怎么对企业有利，甚至告诉企业如何用好当前的政策，促进企业的发展。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所在的公司需要引进数字式复印机，按照规定，进口这种原装机器是禁止的。但当他们打报告说明自己进口机器的目的是开发新产品，为进行国产化开发测试市场，并分析哪些原件是可以从国内市场采购时，政府很能理解并同意。而且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产品，进口时如何评定其关税，海关不是自己说了就算，而是派了有技术背景的工作人员来公司考察，在充分理解数字机与过去模拟机的区别后进行商品分类，选择了一个恰当的税收定位，这样不仅对企业很公平，也没有造成政府税收的损失。

　　　打“擦边球”也是企业与政府形成的一个重要默契。这位总监就透露了这样一个情况。目前，像他所在公司这样的总部企业只能协调下属企业国内的活动，自己是不可以做进口贸易的。但为了吸引外资，上海政府规定，只要在外高桥注册一家公司，就可以通过国内有相关资质的企业进口机器在国内销售。有了这个政策，长期以来束缚他们的政策就被绕开，他们就可以间接做贸易了。

　　　这位总监说，其实，加入WTO之后，这些政策上的制约迟早是要被取消的，上海的很多做法绝不是瞎搞，只是先行一步走向国际通则。而让他们欣赏的，正是上海的这种大胆与灵活。

　　　杨女士在一家外企做人事总监，在北京工作过四五年的时间，她说她的感觉是上海市的政府跟进很快，只要发现政策上有缺陷，马上就有补救措施。而且与北方的粗犷相比，上海的风格是细致的，特别是在公共管理上。

　　　她说自己搞人事工作，时常遇到的政策问题是最让她头疼的。而上海劳动局设立的12333的咨询电话帮了大忙，凡是劳动用工上的争议与问题都可以向其咨询。最让她感动的是，劳动局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很细致地把解答传真过来。

　　　在人事制度上，北京与上海的差别也比较大。她说，上海的社会保障很先进，每个人都有社保卡，医保账户上的钱都在卡上，个人不需预付，用完以后才自付，而到共付阶段，完全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付钱，医院会与医保局结算。而北京目前还停留在最初的阶段，钱存在活期存折上，到医院看病还得掏现金。说到户口制度，杨女士说，目前上海的户口制度还是放得比较开的，大专以上就可以办居住证，买社保；大本以上可以办人才引进，可以办户口。目前上海有很大的比例就是这些被叫做“新上海人”的人。虽然北京的高等教育比上海发达，但是上海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优惠政策，把北京培养的高级人才吸引过来。

　　也许是女性特有的细心，杨女士时常会注意到政府一些小的管理细节。她说，上海的公共管理比较到位。比如说在交通管理方面，一些道路某个时段往一个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于是管理部门就在路中设立了一个灵活通道，根据情况确定行车的方向，大大提高了道路的利用率。杨女士说，别小看这些细节，它们往往能反映一个政府的工作态度和管理水平。

　　就像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更偏重于经济一样，许多跨国公司同样在中国设有两个总部。北京的总部更多地在于“政策公关”“政府公关”，而上海则更多地是市场中心。一位外企主管这样说，北京是出政策的地方，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忽视目前政策在中国市场中的重要性。但也有人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政府只是起一个服务与协调的作用，将来政府的角色会越来越轻，企业看重的还是当地的市场环境。

　　　说起两个城市的生活，有人说，北京就像美国的华盛顿，而上海更像纽约，生活方便而且繁华。

　　　曾经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一家公司主管说，上海人的商业意识要强得多，只要新开发一个小区，马上就有经营网点跟上，而北京不行，商业地段仍比较集中，而且只有开发比较早的小区才有较为齐全的商业设施。

　　　两地服务业的水平也相差比较大。上海一家企业的员工说了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回出差到北京，想找快递公司送一个文件，才下午5点钟，他们却被告知已经下班了。“也许是因为北京太大了，气候也不好吧，”他们这样猜测，但在上海，这种事是很难发生的，快递不仅随叫随到，而且服务范围很广，从买火车票，到高峰时帮助排队买香辣蟹，什么都做。

　　　“这反映了两地服务意识的差异”，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京人说。他拿了一本叫《That＇s shanghai》的杂志，翻到饮食一栏对记者说，在这里你能找到上海最有特色的饮食服务，从贵的到便宜的，你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而同样还有一本叫《That＇s beijing》的杂志，在那上面你就很难找到这样的服务了。他说，“在上海的写字楼里，五六元钱的馄饨都有人愿意送到办公室里，在北京是少有这种可能的。”

　　　外籍员工的感觉可能与中国员工又有所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老外一般来说会更喜欢上海一些。可能是文化历史的传统，上海人更愿意与外国人说外语，而在北京，更多的当地人会认为，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应该入乡随俗说中文。所以许多外国人感觉，到北京才是到了中国，而在上海，更像是在纽约。

　　　李国威是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关总监，作为一个北京人，但时常要在北京与上海两地游走着工作，他感觉很难区分两者孰优孰劣。他说，其实更多时候，企业是跟着自己的市场与客户走的，比如GE，消费产品与高新材料的总部在上海，因为上海处于中国的中间地带有一个承上启下的地理优势，加之长三角是一个有力的经济依托，许多客户都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能源、医疗、交通这几块总部就设在北京，一是当地市场比较大，同时有些产品政府控制较多，把总部设在这里，更便与客户沟通和开展业务。

　　　在他看来，两地的政府官员素质都很高，但北京毕竟是政治中心，受到的关注程度比较多，所以行动会让人感觉要更审慎一些。但两地的市场机遇都是企业所不能忽视的。他举例说，北京有2008年的奥运会，同样上海有2010年的世博会，这些国际性的大型活动无疑会引起所有国际市场人士的关注。

　　　用李国威的话来说，北京和上海就像两个激烈竞争的对手，失去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会觉得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