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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官为何难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认为当前影响乡镇建设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点：
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直接导致乡镇可用财力减少。进入90年代，国家先后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税费改革。调查表明，国家1994年搞分税制，从国地两税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1993年平均每个乡镇是23.1%，1994年这个比例猛
增到59.9%，此后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地方资金上划严重，县一级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收入，迫不得已相应减扣乡镇支出基数，使得乡镇可用财力减少。加上由于国家信贷规模紧缩以及粮改政策，对乡镇企业打击很大，使乡镇税源逐渐枯竭，但税收任务却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点速度递增。
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导致刚性财政支出居高不下。人员工资支出、行政管理费用两项支出相加，平均每个乡镇占可用财力比重分别为75%左右，可见目前乡镇财政成了“吃饭财政”。
各种达标升级、形象工程导致乡村两极债台高筑。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债务在大幅增长的同时，还债能力却日益恶化，自身财力不足，银行贷不到款，向农民集资摊派被禁止，集体经济薄弱，这致使乡镇只有通过民间借新债还旧债，债债难还。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导致乡镇工作难有起色，乡镇党委政府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与有限的调控能力的矛盾突出。乡镇政权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当前乡镇的调控能力非常有限，许多经济部门和涉农部门都“三权”在上，更多的听命于上级，形成“看到的管不到，管到的看不到”。
开展费税改革后，乡镇政府对村一级由原来的领导关系变为指导关系，下达任务更加不顺畅，形成受夹板气的被动局面。这与乡镇政府本身职能转换明显滞后有一定关系，在思想上仍习惯于大包大揽，在工作方式上，上级对下级布置工作仍按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下达硬指标，布置硬任务，层层签定责任状。税改后，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没得用，硬办法不敢用，造成工作束手无策，在行政管理上也较为粗放，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本刊记者：崔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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