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金融犯罪第一案：一个支行行长的死囚困境

　　本报记者 王梓　特约记者 木已　太原报道

　　2002年7月24日，张原清被带到新唐人大酒店接受调查，一周后，太原市纪委宣布对其双规。

　　他没有想到，整整20个月之后，自己会成为山西法学界称呼的“山西金融犯罪第一 案”的第一被告；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打破山西金融案犯的判决记录。

　　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调查、四个多月的法院审理之后，2004年3月23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原清犯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薛文杰犯挪用公款罪、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崔树川被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几名被告人的职业分别为：张原清，捕前系太原市商业银行(下称“太原商行”)南内环街支行行长；董晋华，捕前系太原市商业银行南内环街支行公司部内勤；薛文杰，捕前系太原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科员；崔树川，捕前系太原东方之珠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案件涉及挪用社保基金与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超过2.6亿元，造成经济损失5299万元。

　　一审判决下来，张原清觉得“很冤”，但也很无奈。张的辩护人说，相关上诉程序正在进行。

　　当地法律界人士说，张原清初审被判死罪，一是因为数额巨大，二是他们的手伸向的是社保基金，“罪不当容”。

　　据太原市商业银行的同事介绍，现年44岁的张原清是一位平时很低调、本分的人，“说话都很少大嗓门”，因此行里同事对案发深感意外。而太原另一位国有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分析，从张原清犯罪的操作手法看，他的手法非常“低级”。

　　张原清案发前后，山西省连续发生“十起金融大案”。在这个晋商及票号发源之地，各种身份的“资金贩子”以各自的方式掘金、生存，甚至创造出惊天财富神话。

　　张原清的活法

　　“1999年5月，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王红，王红正筹建东方之珠大酒店，需要贷款。她用冶金物资公司做担保贷款85万元。”在张原清的供述中，他和本案的另一关键人物——王红——的交往似乎成了一种正常的人情与商业的关系。此后，他们开始了长达3年的“密切合作”。

　　王红，一位比张原清大7岁商界女子。“她确有通天本事，围绕着她转的资金贩子很多。”太原商行的一位员工说。

　　王红旗下的四家企业，无一家赢利，均在太原商行南内环街支行开有账户。从案件本身看，张原清与王红的关联是里外“合作”，靠着太原商行这个“输水管”，开掘各种发财之道。

　　张原清的手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提供开户公司印鉴卡复印件，藉此私刻印章，伪造太原黎明物资有限公司、山西宏源通信产业发展公司、太原市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建新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保税区晋粤贸易公司以及自然人李某等7个担保证明，从太原商行南内环支行骗取贷款，利用这种方式，先后有9笔贷款共4385万元流入王红名下企业。从第三笔贷款开始，王红就采用高额息差的方式，以“引存贷款”的名义，先将企业贷款引存到南内环街支行，之后在张原清的协助下，将存款取出。

　　张原清几乎没有找行内的其他人来“协助”作案，只交由南内环支行一位临时工直接操作，从2001年5月开始，将存款客户开户资料提供给王红用于私刻印章，伪造存款单位的转账支票。如此一来，原来要经过四五道“关口”的贷款诈骗变得一步到位。

　　太原银行界人士分析，张原清的做法难以理解，他如果另找一家支行合作，“两家银行对冲，资金上相互合作，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那相对‘安全’得多”。但张原清采用的是单干的手法。

　　张原清另有一个大胆“创造”——将存款人的钱方便地引存到他的关系户中，如囊中探物。

　　先后有太原市房地产管理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太原市城乡建筑企业管理处、太原蓝天辰光环保有限公司、太原港源贸易公司和太原晋阳发电有限公司计12639万元被引存到南内街支行，王红从中累计骗取存款13321万元。其中5000万元由原山西省地产交易中心主任赵利斌使用，其余全部流入王的公司，而她先后归还的诈骗资金仅5380万元。

　　赵利斌可谓是王红的救星，赵当时急需归还光大银行的2000万元贷款并争取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的所需资金。在另一同案犯的指点下，他找到通过光大银行贷出8000万元，之后又在半年利息234万元的许诺下将这笔资金引入南内环支行，之后被王红用同样手法取出。

　　当时，和赵利斌一样，王红急需资金弥补另一个巨大的漏洞——社保基金漏洞。在太原市财政局社保科科员薛文杰的协助下，王红已经累计挪用8609万元社保基金。2002年初，财政局面临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3806万元余额漏洞急需抹平。张原清、王红等人没有想到，就在利用诈骗存款刚刚补平上笔贷款漏洞之时，存款方到南内环支行查账，张原清仓促中重新挪用3000万社保基金，终致事败。因存款方于2002年7月22日报案，所以此案有“7·２2大案”的称呼。

　　案发后，张原清在辩护辞中如此解释：本人主观涉及这个案子时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想法就是拉存款，完成存款任务。“刚当上行长时间不长，作出成绩的想法一直存在于思维中，而要作出成绩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完成存款任务。所以，一直想方设法来拉存款。而王红正是利用这一迫切心理来编造一些事实来骗取银行存款。但本人在本案中也是一名受害者，其目的只是拉存款，而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此说法，公诉机关是否采信，要等二审开庭之后方见分晓。但当地银行界人士说，太原一些银行将存款引存给贷方是种很常见的做法，由于存款单位的领导贪求一些营销费用，存款单位通常都会事先与银行定下“规定时间不能动存款”的承诺协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边缘业务”。“但张原清已经从边缘业务滑向了违法，他打破了银行界起码的自律界线。这样他得到的就不是‘安心钱’了。”

　　案中案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第一被告人张原清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贷款，同时冒用他人支票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

　　张原清当庭表示将上诉。根据张原清律师的辩护词，无论是贷款诈骗还是票据诈骗，都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辩护提出：是否有足够的利益动机，是判断张原清是否具备主观直接故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原清这样供述他所得到的好处，“2000年春节前，王红以过节花销大为由，给了我两万元，我母亲住院给了我一万元；2000年中秋节，王红在办公室给了我两万元。”

　　而王红的证词则提出，“第一笔贷款批下后，张原清提出要用一笔钱，我答应了，就让他用了180万元。他害怕崔树川说出去，就给崔树川打了个借条。当时我与张原清没有讲明这180万元是报酬，他拿走这钱后，我没向他要过。”

　　其次，在客观行为上，张原清的辩护律师认为，“张原清出于拉存款的目的，受王红的蒙骗，应王红的要求提供了存款户的开户资料复印件”。

　　但是，根据王红的供述，2000年11月，她找到张原清提出要贷大笔数额的款，并表明没有抵押物品，张原清为其指点，让她找一笔存款以活期形式存入，然后制造假公章抵押办出贷款。

　　无论是主观事实还是客观事实的认定，张和王的证词都不能相互印证。张的辩护律师认为，已经自杀的王红的证词不具有证明效力。在庭审中，各被告人均对王红的供述提出异议，表示其供述与事实不符，各被告人就此所作的陈述也能够相互印证，完全可以否定王红的供述。

　　关于王红之死，在太原也成为一个谜团。

　　2002年10月26日，王红在沈阳抓获后被关押于太原西山饭店325房间。11月27日23时左右，王红在洗手间上吊自杀。知情人士透露，王红死前曾经讲过，如果如实招供出来，有很多人要“栽”在这件事上。

　　这些民间版本的传说，能否帮张原清洗掉一些涉嫌罪行，将是二审审理时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

　　“资金贩子”与“银行内线”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已经上诉的张原清，在王红死无对证的前提下，最好的办法是争取立功赎罪，而他已经举报的从金融案到杀人碎尸等，目前尚难以落实。

　　同案犯崔树川被法院认定“因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情节，减轻处罚”。有讽刺意味的是，崔树川的立功行为在于检举出了她的庇护人——太原市反贪局局长贾军英。

　　知情人士透露，王红在供述中讲的“经人介绍”认识张原清，所指之“人”也就是贾军英。这位人士介绍，贾军英曾经多次提醒张对王红进行照顾。

　　王红之所以能从一向稳健的张原清那里撬开缺口，还在于张本身的需求。知情人士介绍，张原清1995年进入太原市商业银行筹备组。1999年，这位39岁的山西文水县大专生，出任南内环街支行行长一职。专业背景一般的张原清应该明白，解决巨大的业绩压力，变相高息引存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而且，由当地政府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吸存社保基金，比别人有更好的条件。

　　太原一位国有商业银行支行行长介绍，在银行竞争激烈的压力下，太原市部分银行“高息揽存”、“以存引贷”等不良竞争手段曾一度盛行。所谓高息实际就是给引贷方的好处费，正常情况下，付息后还要再给承办人5%的劳务费。

　　而一存一贷之间，银行本身的业绩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一个每年吸引5亿存款的商业银行行长，按照利润提成原则，每年的收入可达60万元。种种违规不违法的“边缘业务”，有着许多难以厘清的界线。当更多的张原清自觉成为“资金贩子”的内线，自觉为王红们服务到家的时候，张原清式的悲剧就会相继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