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巨变到资源重配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实习生 法伊莎

　　“城乡”之差

　　江苏昆山十几年前和莘塍一样，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镇，如今成为了全国闻名的产业聚集区。“这里的火灾发生量每年超过300起，但我们只有两支消防中队。”昆山市消防大队队长黄晓辉，如此描述这个已升格为县级市的消防现状。

　　70人的消防队伍在此已“维持”了若干年。该市消防大队职员朱文杰说，仅有的两支队伍：昆山市消防中队——由40人组成，负责城西；经济开发区消防队——编制35人，实有30人，负责城东的外企、留学生创业园、软件园等。

　　“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的时间比较长，有的地方要30分钟。”朱文杰说，“最棘手的是，两起火灾同时发生时该怎样调配人员。”

　　“当中国的GDP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时，消防资源的配置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官方网站———中国消防网工程师胡镜海说，“尤其是在江苏昆山，浙江温州、义乌，以及广东东莞等工业聚集地。”

　　“按照目前的规定，并不鼓励乡镇设立现役消防队。”胡镜海说，“这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资金问题，另外则是编制问题。”

　　所以，几乎没有乡镇拥有现役消防队。在一些偏远地区，诸如西藏林芝，武警消防队只规划到地市一级。

　　而从消防资源——包括消防供水、消防通讯等的配置上，在全国90%以上的乡村中几乎为零。只有在沿海及某些富裕农村，才能看到消防工具和消火栓。

　　但权威统计表明，农村火灾一直呈攀升状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火灾占全国火灾量的1／3左右，而在2003年，这个比例超过了50%。

　　“在江浙的一些富裕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家庭手工业工厂。”胡镜海说，“这些工厂的厂房就是家庭住宅，仓库与厨房相邻，火灾的发生几率比较大。浙江的火灾发生量居全国各省首位，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个导致火灾上升的原因，是企业的大量涌现。据统计，目前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数为832万家，其中20%以上坐落在村镇。而在浙江温州、义乌以及广东东莞等地，这些企业又相对密集，其密度和规模超过一般城市。

　　“与传统的农村火灾不同，乡镇里的企业火灾具有现代火灾的特点，可能伴随着爆炸或毒气的产生。”一位消防员说，“这又从客观上要求更专业的扑救人员和更精良的装备。”

　　“浙江海宁草庙火灾，从侧面反映了农村消防设施落后的问题。”一位知情者说，“海宁市区离至事情发地———黄湾镇五丰村至少有32公里，因此从市区出发，抢险救助人员最快也要用半个小时才能抵达现场。”

　　按照通行规则，消防都是由公共财政负担，公共财政的对象理应是所有人。以往，乡村火灾概率低，消防资源偏向于城市理所应当。但如今改革前沿地区，乡村的风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很多地方成了人口和产业的密集带。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思考公共消防资源的分配显得很迫切。这背后，实际上是对过去体制的调整，是对一切按行政模式进行分配的改革。

　　资源匮乏的背后

　　“消防资源配置不科学的背后，是资源的短缺。”北京市消防局一位官员说。

　　1983年1月，按照中央部署，中国公安消防队统一纳入武警序列，并归公安部统一领导。

　　当时，经核准规划进入现役编制的消防人员为75611人，而在1999年，全国消防部队编制扩大到113947人。其最高领导机构为公安部消防局，以下依次为省(直辖市)消防总队(局)、地(市)消防支队、区(县)消防大队。大队主要负责防火工作，下设的中队专职灭火。

　　《中国消防通史》对此评价说，“十几年来中国的消防队伍发展之快，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

　　但据《中国火灾年鉴》记载：1983年全国共发生火灾37026起，1999年达到了179955起，2003年超过23万起。“消防人员的增长与火灾数量的增长相比，明显跟不上步伐。”甘肃省嘉峪关市消防支队工程师吉哲说，“但在目前全国精简编制的大前提下，将消防力量扩大非常困难。”

　　中国人民武警学院消防指挥系教官李本利认为：由于消防人员的办公费用———包括救灾设备———由地方财政负担，所以某一地区的消防发展、资源整合上，与地方财政及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

　　“在我们考察的东北及华东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或几个县只有一名消防人员的情况。”胡镜海说。

　　而据“中国消防人”网站工程师许传升介绍，目前的消防监督机制，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防火部门的工作职责包括：建筑工程审批、施工验收、定期定量的日常检查、宣传教育、火灾原因调查、消防产品管理等多项内容。“十几年前，地方的企业比较少，”这位曾任山东某地消防官员的人士说，“现在一个县的企业就有几百家，事无巨细地管，怎么能管得过来？”

　　“本来资源就缺乏，不合理的使用又牵扯了消防人员大量的精力，如何谈到合理配置？”身在基层的吉哲对此也有同感，“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对企业的消防监督管理应该从微观、直接的保姆式服务，转到宏观调控的重大方针政策上来。主要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用宏观的方法解决经济建设中火灾隐患整改不力的问题，以及恶性事故时有发生的问题。”

　　“深圳模式”

　　接受本报采访时，深圳市消防局宣传科长文先生介绍了该市消防资源配置的模式。在消防界，特区的做法一直在被谈论和效仿。

　　“深圳共有12个消防队，消防力量分三部分构成。”文科长说，“首先是全国统一编制的武警现役部队，数量不少于100人，主要负责大亚湾核电站周围的安全工作。二是公安职业消防，由市、区两级财政出钱，纳入市政府编制，现在有800多人，负责特区内的工作。另外，则是宝安、龙岗两地的专业消防队。”

　　深圳市是全国最早实行职业消防的地区，这与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等———采取的方式相同。其有利方面是人员专业，不像现役部队中很多消防兵干满两年后就会复员。

　　“专业消防队的建立，是对资源不足的一种补偿。”文科长说，“这样的队伍从宝安、龙岗建区时就开始有了。当时，在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很快，而过去的消防设施滞后，村民的防患意识也不强，所以当地就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招聘队伍。”

　　这两支队伍目前已发展到800人左右。人员面向全国招聘，与单位签订5年合同，统一吃、住，并发工资。队伍由当地的区委、区公安局管理，队长、指导员都是警官，资金则来源于各镇政府。市公安局只是在业务上给予指导。

　　文科长认为，聘用制同样有利有弊：利———保证了队伍的年轻化和战斗力，便于管理。弊———5年后，干得好的人也无法“转正”，一些优秀的人才便流失了。

　　据《中国消防通史》记载：自1985年起，这种专职消防队在广东虎门、顺德等地区就已经兴起，目前已经发展到1万人。另外，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一些民间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但这些队伍在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原因同样可以归结到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上。

　　“尽管这些方式各有利弊，但在同一地区叠加在一起，是很好的相互补充。”公安部消防局一位人士说，“这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符合我国国情，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

　　“救火公司”能否出现？

　　有消防界人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消防资源配置中所反映的不平衡，折射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通过各种形式来弥补资源的不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一些发达国家，把‘消’和‘防’分开，已经把防火工作交给保险公司。”胡镜海说，“比如在美国，你希望出租一幢写字楼，必须对其投保。而在投保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就会对这栋楼进行防火检测。这种方式同样适合中国，可以把我们消防人员从繁重的日常审批、检查中解脱出来，进行宏观科学的指导。”

　　另外有人建议，现有的一些民间救火队可以发展为“救火公司”。“目前，在中国的工商部门还没有救火公司进行登记，”胡镜海说，“但在海事上，商业性救助已有所体现。”

　　当船只需要进行救助时，可以向搜救公司发出信号。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规则，如果救援者能将其成功带离险境，船上货物的1／2将归救助者所有。“这种报酬方式不见得适用于救火公司，因为对于物品的毁坏速度，火比水要快得多。”胡镜海说，“另外，公司与119之间如何协调，同样是个问题。”

　　但在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地区，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消防安全保卫服务公司”的组织。他们从社会上招募人员，经过公安机关的专业培训后，进驻企事业单位中，承担值勤灭火及安全检查等工作，经费则来源于企业的报酬。

　　或许，这就是“救火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阶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