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是悖论？

　　中国观察之李朝晖专栏

　　专栏作者介绍

　　李朝晖：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编者按：近期国内外媒体抨击商业巨头沃尔玛从劳工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采购商品，将自己的巨额利润建立在对劳工的压榨上。本报专栏作者秋风先生发表了《沃尔玛引起的道德困境》(3月30日)一文，从经济学角度阐述这一现象背后的“道德悖论”，而李朝晖先生则从“社会公正”的立场阐述其观点：

　　民工的健康权、休息权乃至合理报酬权，都是必须和不容推诿地加以满足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因为前者是社会自身的正义观念的当然要求。

　　劳动力廉价和劳工权利受忽视，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正是因为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才使得厂商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劳动力价格和福利压到尽可能低。根据许多调查资料和笔者的亲身体验来看，这1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工资和生活福利并无显著增长，而在这10年里，中国经济正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

　　但是，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尽管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在一幅幅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画卷中，民工们几乎总是缺席，一如他们在其他场合一样，永远只是隐形人。甚至，当美国人在过度的道德感和忧虑失业率的自私心的双重作用下，提出所谓劳工权利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却以阴谋论的眼光看之。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翻腾着美国人的道德泡沫，也混杂着中国社会上层人士——或者径直叫作城里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聊；在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关键词是定单，是出超，是dollar(美元)，而不是劳动者——这一本来应该很正面的称呼——的合理报酬和应有福利。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想在这里作什么道德评判，更不会将民工报酬的不合理归咎于特定阶层的无耻之类，我要指出的是，民工报酬的不合理乃是两个因素汇集后的必然结果：其一，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蓄积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正是外来资本这束干柴和剩余劳动力这把烈火的汇合，推动着1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要追究合理报酬何以不可能的原因的，同时，又不愿意将这个原因归结为资本寻求利润的天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责任归结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换言之，我们的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的民工不能获得合理报酬的宿命。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其继续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也是一个事实，这使得民工工资不可避免的继续走低，区别仅在于，要低到怎样一个程度。或者说，究竟是听任供求关系的作用呢，还是要加以矫正？

　　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涉及到两种对待民工的态度，一是将民工当作“他者”，把他们看作是优势的“资源”，是“定单”、“出超”、GDP的要素，在这个思路之下，民工的合理报酬与应得福利也就与地皮价格和减免税收一样，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将民工当作人，仅仅是将他们当作人，那么，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可被让渡的，是不能用任何诸如“定单”、“出超”、GDP的名义来加以折算的。于是，就必须将对权利的保护从损益表中划出去，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发展都是为着全体成员的福利增加，以损坏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的。

　　从后一前提出发，民工的健康权、休息权乃至合理报酬权，都是必须和不容推诿地加以满足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因为前者是社会自身的正义观念的当然要求。至于现在竟然有人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悖论，很简单的推论就是在这些人的眼中，民工还没有被当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这些人的损益表里，民工的权利要求不过是和地皮价格一样的要素，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增减的。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假借着经济学的名义，正在频繁而公开地出现。甚至以所谓发展的名义，和权力结伴而行，继续漠视着这个社会民工的当然权利。因此，要问我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我的回答很简单，首先要将民工看作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