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经济学家李京文：重视国民财富初次分配

　　2003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9.1%，达到11.67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787亿元；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进出口总额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强调，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从根本上解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在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投资规模偏大、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紧张。您 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么看？

　　李京文：我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的新阶段，成绩显著。但我国经济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

　　一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量消耗资源与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举例来说，200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1.67万亿元，消耗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和大量的其他资源。以煤为主的大量能源消耗形成了酸雨和烟尘的严重危害，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全国7大水系中符合1、2类水质标准的仅占32.2%，属于4、5类的则占38.9%。据1997年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仅空气和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540亿元。2003年投资的贡献达到70%，消费的贡献仅为30%左右，可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及资金的拉动。

　　二是部分经济领域和行业的确存在过热的迹象和危险。

　　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占GDP的40%，比上年增长16.1%；2003年投资率上升43%左右，投资额比上年增长3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房地产开发投资，2002年比上年增长21.9%，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已超过更新改造投资；2003年增长速度更高。又如，钢产量在2002年突破1.8亿吨的基础上，2003年又突破2.2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1／4，在建和拟建规模又达1亿多吨；汽车也以超常的速度增长，每年增产100万辆左右，在建拟建规模近千万辆。而我国这两个产业目前生产的品种、质量都只能以内销为主，销路一旦受到市场和土地、能源等资源以及环境的制约，就会造成行业的大起大落。

　　三是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资料显示，2002年全年社会劳动力生产率只有14211元／人，仅略高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GDP。我国的全社会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两倍左右，近几年已上升到4至8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9.45%，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5.62%；流动资产年周转不到2次；主要产品的能源、原材料单耗都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略高一点，还是合理的。但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过慢，25年来仅增长了约10个百分点。按就业结构计算中国第一产业仍占50%，就更不合理了。同时，第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也存在许多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考虑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实际条件的衔接，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进而提出要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您认为，要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精神，我们在实践中还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

　　李京文：要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认为，重点要注意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要高度重视和调整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从源头上贯彻五个统筹方针，要认真研究和把握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是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比例关系的关键。改革之初，经济学界多数认为投资率以32%左右为宜。但实际上除少数年份外，资本形成率都在34%以上，20世纪90年代则在37%以上；进入21世纪后还在上升，均在40%以上。这样高的投资率必然把最终消费压到了底线，使得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了空话。而且在很低的最终消费份额中，政府消费比重并未因改革的成绩而下降，近年还在上升。同时，城乡消费比例失衡，城镇消费的比重持续上升，农村的消费份额相应的持续下降。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经济过热、“三农”等问题都无法解决。建议从2005年起，投资率不应超过38%，最好为36%左右，并提高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

　　二是要适时适度地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随着经济的再次高速增长，适时调整很重要。1990年至2002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3%，高于GDP增长率约1倍，虽有其合理及积极意义，但长期把国民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手中进行再分配，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又增加了资金使用的成本，还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机会。因此，建议实行适度减税的方针，以鼓励、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的积极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从2005年起不再发或只发少量国债。货币政策要真正做到以保证经济稳定为主要目标，调整信贷政策，使之更有利于促进五个统筹方针的实施。

　　三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调整了城市化战略，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还不高，不仅低于国外许多国家，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应继续促进其提升。但是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盲目攀比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现在有一种强烈追求提高城镇化率、以为只要提高城市化就会繁荣经济的思潮，比指标，圈土地，盲目扩大城市规模，搞标志性建筑，争取城市升级，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实际上，只有发展经济，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城市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必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并非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好。因此，要协调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既要继续提高城市化水平，又不能盲目推进。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发展，不要相互攀比，更不要搞什么评比。在城市结构上，要大、中、小并举，并加强城市群、城市链的建设，注意培养有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和区域中心，更好地发挥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是进一步加强规划工作。规划是一切工作的龙头。过去做过的规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该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五个统筹的方针对一些规划要重新进行审议。今后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的各项具体工作都应该以规划为依据。规划的制定要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要经过专家论证评审，以及人大、政协的审议，有的还应通过公示和群众评议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文／本报实习生张锦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