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敛财上亿贵州交通厅“集体”腐败案开审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疯狂敛财上亿贵州交通厅“集体”腐败案开审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27日 14:24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陶春苗贵阳报道

　　在贵州省纪委和监察厅主办的《党风廉政》2003年增刊(报刊增审字第25号)杂志上，列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名单。

　　由这份名单牵引出来的是围绕着贵州省交通系统上下游多个环节的涉嫌巨额经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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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窝案。

　　3月17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涉嫌巨额经济犯罪案。

　　与卢万里结为团伙的交通系统2名厅级干部、7名处级干部也因在贵州公路建设中疯狂敛财而相继“落马”，涉案违法违纪金额上亿元，创下贵州经济案中之最。

　　卢万里的多面人生

　　3月17日上午8时30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卢万里案。

　　据一位出庭旁听的人士介绍虽不到60岁，但在法庭上出现的卢万里，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上午，公诉人对他进行指控时，他表面看一脸平静，认真听审案陈诉。下午，由卢万里陈述自辩。对公诉人的指控，他基本都予以认可，只是对一笔近150万元的受贿，他极力争辩。

　　据检察机关指控，卢万里被依法扣押、冻结的现金、存单、房屋等财产共计折合人民币5540多万元。他先后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2577.4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对其拥有的价值264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行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些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他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期间。2002年1月，卢万里持假护照化名逃往国外，其行为构成偷越国(边)境罪。

　　对于卢万里的开庭审理，贵州省交通系统前往旁听审理的人并不多。一位现任交通厅官员在谈到卢万里时称，卢有着两面性，一方面，他拼命工作，尽量把工作做好；一方面，他又利用职权大搞贪污受贿，严重犯罪。

　　从卢万里的履历可以看到一个干部一帆风顺的升迁轨迹：1944年11月3日，卢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1977年，调贵州省交通厅工作；1985年12月担任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担任铜仁地区行署专员，随后又接任地委书记；1996年4月，被任命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同时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高开司”)总经理、法人代表。此时，适逢贵州经济发展提速、公路建设的步伐加快的大好时机。

　　上任初始，卢万里就扑到了贵遵公路、国道、省道改造的“保畅工程”上。结果，接手时完成工程量20%的贵遵公路，10多月就修好了，贵阳东出口公路也很快竣工通车。随后是贵新公路通车、贵毕公路通车，凯麻公路通车，玉铜公路通车。贵州的南下辅助通道也如期畅通，从贵阳至北海，一天即可到达。

　　卢万里在一份长达23页的“交待书”里称：“1997年以前，我真的一尘不染，听党的话，跟党走，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我奉行了30年。”据卢称，“跳水”捞钱的一个转折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贵州省政府换届，有一个副省长的职位空缺，已经调任贵州省交通厅长的卢万里自认此缺非己莫属，谁知副省长之位最后落给了时任贵阳市市长的刘长贵(本月24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贵州省原副省长刘长贵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卢万里在他的“双规”材料中写到：“仕途无望，我转向从经济上捞一把。”但据专案组对卢万里的调查发现，卢把自己的堕落界定在1998年以后，并不准确。1996年，卢当上贵州省交通厅长以后，交通厅下属的公司在广东有工程，卢就隔三岔五地要往广东跑，一方面是转移受贿得来的赃款，一方面则是在那边享用奢靡生活。

　　贵州省某工程公司原总经理廖勇在“双规”期间，不无感慨地说，企业要发展，法人代表就要犯罪，你要拿到工程，就得去送。卢万里上任后第一个春节，廖勇拜年的红包一出手就是30万元。

　　认识卢万里的人，不论是欣赏他还是憎恶他的人，都承认此人“有能力、有本事”。卢万里在官场上行走自如，持重成稳，凡事总要反复琢磨。他一开始就琢磨“怎样才能不出事”。卢定下了三条铁律：首先，接受贿赂的对象上有严格的选择；其次是很讲“信用”，只要答应了对方，就一定想办法让其中标；三是长期“合作”。

　　尽管心存侥幸，卢万里担心罪行败露的恐惧心理还是与日俱增。为此，“我拼命地工作，尽量把工作做好，让工作成绩来掩盖我的犯罪事实。”案发前，卢万里频频上报纸、上电视，当地百姓不时从电视上看到卢在喧嚣的筑路工地上戴着藤帽指挥建设的忙碌身影。而此时，他已经进入了面临牢狱之灾的倒计时。

　　正是1999年卢亲自安排的一起公路零件采购案成为案发源头。当时采购的小零件原价76元一套被说成500元，合同金额约1.2亿元。后因贵州的公路建设资金中包含相当比例的国债资金，国家审计署对其进行国债资金使用的专项审计时，发现产品报价与实际价格有重大差额。卢案由此浮出水面。2002年1月，卢万里被免去贵州省交通厅长的职务，暂时调任贵州省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早有警觉的卢万里决定孤注一掷，同年1月25日，卢万里用化名“张唯良”假护照仓惶出逃到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卢出逃后的日子不好过。先期去澳大利亚定居的妻子儿女近在咫尺，他却不敢去相会，平时不敢上街，成日躲在租住的别墅里焚香祷告，或纵情声色。短短几个月的逃亡生涯，卢的头发就白了大半。被从斐济押解回国时，在机场候机室，卢曾对押解他的公安人员说：“真的回来了，也就踏实了、死心了。”

　　贪官链延伸

　　卢万里被引渡回国，贵州交通系统的特大贪污腐败集团的盖子被逐步揭开，原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有德和另外7名处级干部也被处理。检察院起诉书认定，原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有德有人民币171万元、美金2万元为受贿赃款，除此之外，尚有168.2万元人民币、5.6万美元及4.9万港币无法说清合法来源。

　　从贵州省纪委和监察厅在《党风廉政》杂志上列举的其他涉案人员的情况看，虽然这并非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贪污受贿团伙，但卢万里的行为，对系统内的贪污腐化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卢万里案中，被波及的还有更高层官员，除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外，还有原副省长刘长贵。卢万里心里很清楚，他的“克己奉公”的包装并没有多大保险系数，为了建立安全可靠的保障，1998年以后，卢万里先后给刘方仁的老婆和孩子安排了5个标段的公路工程，让他们从中大赚其钱。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是，2002年潜逃后被引渡回国的卢万里为了立功争取宽大处理，揭发了向刘方仁行贿的事实。中纪委根据其检举线索开始调查，最后清查刘方仁案。

　　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有出入。刘方仁2002年11月中旬即在北京被“双规”，卢万里则是2003年初才被引渡回国的。刘方仁案发有其自身的原因。刘方仁身为高级干部，明知中央规定不准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其管辖的范围内从事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经营活动，却纵容儿媳开办公司，利用职权牟取非法利益2000多万元。

　　1998年当上贵州省副省长的刘长贵分管交通。据知情人称，卢万里被查处之后，因为刘长贵的力保，才给了卢出逃海外的机会。有关方面发布的关于开除刘方仁和刘长贵党籍的处分决定表明，刘长贵收受贿赂的渠道和刘方仁基本是相同的，也来自商人陈林和贵州省军电建设集团的总经理刘某。这些线索均表明，在贵州省内腐败案中的高级官员犬牙交错，纠缠在一张网络之中。

　　贵州省检察院有关人士称，原贵州省反贪局长刘国庆也是因为收受了卢万里的贿赂而沦为阶下囚。与卢万里前后脚案发的原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姚康乐和原贵州省地税局局长罗发玉，都有一个相似的犯罪事实，即利用职权将本单位的基建项目承包给某建筑公司，从中牟取私利。

　　对于一个处于西南边陲的经济弱省来说，其吏治之重可谓道远。

　　反腐新解

　　贵州省交通厅窝案案发后，贵州省纪委常委李龙云曾分析，政企不分是滋生卢万里腐败大案的主要温床。卢既是厅长，又是“高开司”总经理、法人代表，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高开司”变成了他的个人领地。他可以随意越级提拔任用自己的心腹，使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钱权交易关系。

　　贵州省重点公路建设的工作主要是由“高开司”来组织实施的，1998年到2002年间，国家共投到贵州公路建设项目上的资金为280多亿元。卢万里的违纪违法、以权谋私就主要发生在“高开司”的工程招投标和材料采购等方面。

　　贵州省的一系列腐败大案，引起了贵州省各级部门的反思，求解反腐败之策正要运作之中。贵州省交通系统率先采取了行动。

　　贵州省监察厅驻交通厅监察室主任张瑞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贵州省交通厅反腐败即从打破政企合一模式入手。张瑞曾分析，以往交通系统为了提高筹资力度，普遍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进行建设，大多数高速公路公司的管理方式是主管部门与公司两位一体，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目前，贵州高开司已经和贵州交通厅脱钩。贵州省交通厅厅长不再任高开司的行政职务，不管高开司的生产经营，杜绝卢万里“大权独揽”的现象再次发生，构建有限度的权力运行机制。高开司的领导班子由贵州省委组织部任命，不再由贵州省交通厅任命；其党组织关系由贵州省企业工委管。原先，高开司只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是一个中层干部，对高开司领导的监督流于形式；现在高开司成立党委，同时还设立了纪委和监察室。贵州交通厅现任厅长彭伯元任高开司的党委书记。另外，组织了交通系统8名退休高工组成三个小组，派到重点公路项目部中，进行指导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