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报告：2004年货币政策与金融体制改革展望

　　王召

　　财政政策调整时机已经成熟，货币政策应当积极密切配合

　　目前，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形成。假定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做任何调整并且不受任何外部冲击，借着2003经济增长的惯性，那么ＧＤＰ增长率实现9％应当不成 问题。问题在于，通货膨胀能否维持在3％以内？是否会出现通货膨胀率超出5％以上的整体经济过热呢？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之下，考虑到目前我国存贷款利率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历史水平，2004年中央银行上调存贷款利率水平实际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当然，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开始退出，对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肯定会起到一定作用，相信这也是2004年中央银行出台紧缩性货币政策之前应当考虑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已经出现和今年即将出现的绝不是我国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经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从图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化曲线可以清楚看到。实际上，2003年8月21日中央银行加高准备金率以后，广义货币供给和贷款增速过快的现象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稳健仍应是2004年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具体说来，货币政策应当以利率调节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避免或者慎用准备金政策，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水平，2004年广义货币增长应当维持在17～19％的区间，并且全年贷款增幅应力图控制在21％以内。

　　货币政策将在促进消费和投资平衡发展上下功夫

　　2002年以后，我国明显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从统计数字上看，1991年我国轻工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为48．9％，同期重工业比重51．1％。经过10多年的发展，轻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35．7％，而重工业则相应增加到64．3％。与此同时，1991～1998年间除1993年之外，其余年份轻工业增速均快于轻工业。但是从1999年起，这一趋势发生逆反，即重工业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

　　应当认识到，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绝非短期效应。因此，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应与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时代特征相适应。简单地说，我国重化工业是随着消费结构升级而发生的，其特征主要体现为汽车、房地产、钢铁等行业高速发展，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交通运力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贷款快速增长。与此同时，重化工业时代也存在着风险，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生产能力形成周期较长，容易对未来消费需求产生高估，一旦过多的当期投资需求转化为下期的投资供给后又不能为消费所消化，就可能形成下一轮的通货紧缩，对未来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直接构成破坏。有鉴于此，2004年我国货币政策应当注重在引导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发展上下功夫，对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以预防为主、以治理为辅，同时采用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一方面对住房装修、家用汽车、电器、通信设备、教育、假期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继续给予优惠，另一发面也应实行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培育农村和中西部贫困地区群众的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真正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的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已经成为我国价格体系中最后两种没有完全开放的指标。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4年1月1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继续扩大，在保持下限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上限，利率市场化进程再次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但是在已经发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率种类还仅仅限于贷款方面，存款利率仍然管理较严。就存款利率浮动并最终实现市场化而言，首先放宽利率下限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因此，相信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高潮的全面到来，2004年中央银行会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继续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适度放松对存款利率水平的严格管制。

　　在汇率层面，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对经济发展有利，但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长远发展方向来看，我们不可能永久维持现有汇率不变。否则，中国将很难同时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无论选择变盯住美元为盯住一揽子货币也好，我们总要选择一个宏观经济稳定、外部投机供给可能性较小的时刻不失时机地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从2004年的情况来看，当务之急继续放松外汇管制，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首先，应当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推出ＱＤＩＩ（合格境内投资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虽然企业到境外投资短期内会使外汇储备下降，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通过投资收益汇入国内而增加未来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其次，应当尽快改革现有结售汇制度，变对外贸企业实行强制结售汇为比例结售汇，同时继续较大幅度放松居民携带外汇出境限额。毕竟时过境迁，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再将所用民间外汇完全转化为国家的“储备”资源。

　　中国银行业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

　　2004年，中国银行业改革进入实质阶段。首先，我国政府决定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应当指出，我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进行战略性投资，既解决了外汇储备规模过大问题，又弥补了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使多年来行动迟缓的金融体制改革被瞬时推到前台，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对于全面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意义深远。需要注意的是，注资之后、上市之前的股份制改造难度更大，事关整个改革计划成败。事实上，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病态，正是因为这些企业改制过程中水分过大的缘故。考虑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如果改制不成功，将直接威胁国计民生。因此，2004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要在加快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上下功夫，从而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强化股东回报意识。

　　其次，在中小银行层面，金融管理当局也应有较大动作。虽然最近几年国内资金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商业银行始终存在存差），但资金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并集中表现为中小企业贷款难和农村地区资金匮乏。在我国农村，农村信用社仍然是这一地区资金供给的生力军。事实上，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已经在8省市开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相信这一举措对于盘活农村信用社、为农村地区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支持将大有裨益。目前的问题在于，过去出于对民间资本办金融风险大的担忧，民营银行的建立仍然迟迟没有迈出步伐。现在看来，放松金融管制，从允许民营资本入股中小银行发展到进行民营银行试点、并最终广泛建立民营银行，尤其应当提到议事日程。

　　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从2004年开始，我国金融改革全面加速：利率、汇率市场化将逐步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即将改制上市，中小商业银行改革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改革的推行，将很难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宜早不宜迟。

　　当然，存款保险制度也存在许多制度缺陷，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他们就可能不顾银行经营风险，将钱存到愿意支付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会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此外，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有特殊问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有政府为其做后盾，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显然不愿加入存款保险体系。如果不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纳入这一体系，那么由于保险基金数额小、范围狭窄，就很难保证银行资金发生大量损失的时候对储户进行赔付。

　　因此，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设计机制宜体现强制加入、费率挂钩、风险共担的原则。第一，强制加入既有助于防止风险较小商业银行拒绝加入，也有助于避免被承保的都是风险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现象。第二，风险较小和风险较大的商业银行所支付的保险费率应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定，使保险费率与存款风险挂钩。第三，风险共担原则是指不为任何存款提供全额保险，损失应由银行、存款者和保险机构三方共担，既可以激励存款者在存款之前对银行风险进行一番考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存款银行的冒险经营行为。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