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进行时：上海全国最大规模行业协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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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沪记者 刘建平

　　市长发火了

　　3月1日，上海市工业商业会议。范林根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主席台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正在讲话。

　　范林根是上海市石材流通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听到韩正突然将话题转到了行业协会，口气异常严厉。

　　“政府要改革，不能什么都包揽。一些政府部门主管的行业协会养了一堆人，然后向企业收费，增加企业负担。有些部门名义上是改革了，却将不方便做、不敢做的事情交给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成了‘二政府’，成了政府部门收费的载体！”

　　韩正说，“这几年，政府部门的审批收费，包括转移到行业协会向企业收取的费用，每年多达45亿元。”

　　会后，新华社报道说，上海市市长“痛斥某些部门借行业协会捞钱”。

　　当时身在现场的范林根认为，“韩正的话讲得很重，他的用意很明显，是在敦促政府部门，坚持推进上海市的行业协会改革。”

　　有消息说，被韩正点名“捞钱”的一家行业协会，向下属门窗制造安装企业强行收取所谓咨询辅导费，会后感到了莫大的压力。

　　散会后，范林根很兴奋，他找到了协会的主管部门——上海市经委的领导，提议再开一个座谈会，“好好领会一下韩正的讲话精神”。

　　上海市经委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行业协会的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同样存在，上海从两年前率先开始动起了手术。”

　　“既然动手术，肯定是要疼的，市长的讲话主管部门能够理解。”

　　“手术”进行时

　　上海关于行业协会的大规模改革始于两年前。2002年1月11日，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挂牌办公。同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行业协会暂行办法》。

　　从全国来看，“行业协会发展署”这样的政府机构只有上海市一家。时任上海市代市长的陈良宇说，“争取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全市现有行业协会的调整和改革。”

　　但是，用一年时间解决体制几十年遗留下的问题，可能性有多大？当时就有媒体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上海市行业协会改革的大会小会不断，改革开始铺开。

　　这场改革，被一些人称为“很超前”。就全国而言，这是第一个对行业协会进行自觉改造的地方变革。在政府权力日渐退出市场经济领域之时，独立有效的NGO(非政府组织)的勃兴成为必然。

　　相比于温州自发而生、作用显著的诸多行会，中国大多数地方和上海一样，长期以来存在一套旧有的行业协会系统，但其角色模糊，行动乏力，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和依附倾向。这些地方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改造老系统？如何在老系统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生力量？而不是像温州一样，在空地上生长出高楼。

　　因此，上海背负着传统的此次改革颇为引人注目，也更有参照价值。

　　2002年以前，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市对行业协会的管理采取的是二元模式，由民政部门社会团体管理局与各行业协会主管部门共同管理。

　　行业协会发展署成立后，上海的管理模式从二元过渡到了三元，也使政府部门原有的行政权力面临重新洗牌。

　　一名曾经参与过当时改革座谈的行业协会会长说：“当时的情况是，行业协会的会长大多由政府部门的领导担任，他们掌握着各行业协会的实权。主管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养些人，更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时候，行业协会又可以变成行政权力的隐身符，想用就用，进退自如。别看平常行业协会不太受重视，但真要让政府部门将这些权力交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如今，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社团管理局、各相关行业业务主管部门的角色都已重新界定。

　　上海市规定，行业协会发展署是本地行业协会事务的管理机关，包括分支、代表机构的筹备申请；审查各行业协会的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的职能不变，依然是法律规定的各行业协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但是，登记前，必须持有行业协会发展署的批复文件。

　　在三元管理模式中，行业主管部门的权力受到了最大的约束。

　　2002年10月31日，《上海市促进行业协会发展规定》出台。其中第8条规定：政府相关工作部门的机构、人事和财务应当与行业协会分开，其工作机构不得与行业协会办事机构合署办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兼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

　　上海市商委主任蔡鸿生原先担任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董事长，2002年换届时，主动卸去了头上的这顶帽子。与蔡鸿生一样，不等政府发红头文件，主动“摘帽子”的政府官员在这两年络绎不绝。

　　这些摘了协会帽子的官员有时也受邀给行业协会的活动剪彩，但到了现场，他们往往声明，只是剪彩，剪刀一挥，掉头走人。

　　上海市政府给主管部门划分的职权是，“负责行业协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管理、对外交往”。

　　除此之外，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加速退出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的职能范围。

　　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权利结构是多元多层次的。市场经济以承认各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意义为基础。政府应该回归社会公共利益整体代表的定位，同时明确行业协会是行业共同利益代表的定位。”

　　行业协会发展署与行业协会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杨晓渡曾打过一个比喻：政府可以育苗、浇水、施肥、锄草，可以给予阳光雨露，但不能拔苗助长。

　　2002年，上海市仅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就有几百个，而行业协会仅仅有130多家。与解放前相比，上海市目前的行业协会数量也只是从前的1／5。

　　2002年，上海市定下了一个新增行业协会数量的硬指标，30家。2003年，上海市新增的行业协会数量依然不少于这个数字。

　　他们为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的领域开列出了一个“清单”，其中包括：信息业、新兴制造业、金融业、现代流通业、现代服务业等。

　　在“浇水施肥”与“拔苗助长”之间，是政府部门进行行业协会改革时最难拿捏的关键。其中，一方面要切断那根连着权力的脐带，一方面也要防止形成权力与金钱的依附。

　　目前，上海市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可以公开发生金钱往来的惟一关系便是“购买服务”。比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承担了市建委的日常整治工作，建委向行业协会支付16万元经费。上海市信息办每年都要花数十万向行业协会购买电子通信市场的调查报告。

　　“购买服务”也成为政府扶持行业协会转型的一种手段，使其不至于在官方到民间的角色转换中过于脆弱而夭折。

　　改革的另一个关键是解决“养老院”的问题。行业协会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机关单位安置老人的一个分支机构。

　　前几年，上海市行业协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接近60岁。当地的一位同行告诉记者，每次参加行业协会的会议，眼前的白头发茫茫一片。

　　“老人”问题说白了是退休后的待遇。上海市规定，原属机关编制的，男士年满55周岁、女士年满50周岁，其人员的编制、供给关系仍保留在机关额度内；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年龄，待遇参照企业，但是退休的养老金分段计算。

　　上海市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使“老人”的数量按时间自然递减，直至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在变革中迂回行进

　　上海市威海路48号，行业协会发展署。

　　各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近两年来经常来这里参加培训。

　　讲师在会场上大声向这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灌输这样一个观念：行业协会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营利机构；不是政府的附庸，也不是政府的对手。

　　会场上坐着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对他们来说，人过中年以后还要重新学习培训，是一件新鲜但绝不轻松的事情。

　　上海市对行业协会从业人员的培养方向是“职业化”。培训仅仅是一种方式，在他们的计划中，上海市还将建立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职业化的市场准入制度，逐步实行经考核后持证上岗。

　　这些行业协会的负责人明显感到气候正在发生变化。对这种变化感受最强烈是那些曾在体制内游走过的行业协会领导人。

　　一名年过花甲的行业协会的老会长几次委婉地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他推荐记者和那些新行业协会的领导多聊聊，他向记者说，“他们才是行业协会的未来”。

　　新老行业协会的对比，从双方印制的会刊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比较。前者精美，有实在的内容和会员企业的宣传广告，后者往往是薄薄的几页纸，印着一些文件法规。

　　那名谢绝采访的老会长提起了范林根，范曾经是上海市经委一名享受处级待遇的干部，2002年，他主动提出创办石材流通行业协会。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再享受体制内的好处。

　　范林根36岁，是学经济的博士。他这样解释自己选择的理由，“我是学经济的，身上有些书生气，像我这样的人，既不愿意在体制内无所事事，也不愿意直接下海经商。在我看来，行业协会是做一个事业的平台，正是像我这样的中间人适合的。”

　　两年下来，石材流通行业协会已经在业内很有名气。范林根觉得做了几件得意的事情：

　　2002年，上海市正大广场装修，一下用了七八万平方米的进口澳洲砂岩。国外行业协会借口抬价，他们联合国内的进口商进行对抗，开始发出中国石材行业协会的声音；

　　一些政府部门在大型公共建设中普遍偏爱昂贵的进口石材，又不注意保养，石材流通行业协会便开始不停地游说，力劝政府部门采购国产石材，这一行动已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外，石材流通行业协会一年要办8个展览，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石材产地以及经销商不敢小看他们。

　　这一切，让范林根感到“很有成就感”。他说，这种体验无法在机关办公室里获得。

　　对于这几件得意事，在去年的年会上范林根向会员企业作了汇报。“在这过程中，赢得了数十次掌声，”范林根有点得意，“这说明企业对于协会的信任和感谢。”

　　因为工作的关系，范林根常与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打交道。他说，“现在主管部门确实不再像婆婆那样管我们了，行业协会发展署也很少干涉我们具体的事务。”

　　与内地相比，范林根感觉上海行业协会的改革是超前的。他在与福建等地的石材行业协会打交道时，发现这些地方代表企业出来说话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市长。在石材流通行业协会举办的论坛上，一下就来了六七个市长，而上海方面没有一个官员出席。

　　在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的问题上，上海正处在一个迂回变革的时期。

　　范林根说，“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对行业协会的管理能够更加简化，尽管我们能够理解在过渡阶段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目前，石材流通行业协会的经费来源有这么几块：一是每个会员企业每年1000多元的会费，共有300多个会员；二是政府委托其市场调查，“购买服务”；三是办展览。

　　在这中间，会员是其“衣食父母”，因此协会站在企业的立场成了一种当然的选择。

　　上海的改革目前还只是进行了最初的几步，离理想状态仍有距离，而且，改革过程中仍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行政化的推进模式如何与市场需要结合起来，还需要摸索。同时，这场改革只能在大的体制下进行，有些现状无疑是有些尴尬的。例如，对行业协会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的职能仅仅是协助，执法主体依然是社团管理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曾建议：政府对社团管理应明确分类，把经济类社团从中单列，与政治性等其他类别社团分别管理，放松对经济类行业协会管制，给予充分自主管理权。

　　按规定，建立行业协会必须要有一个政府主管部门。李国强建议，不要求行业协会找主管婆婆，由行政审批部门一家管理、监督就行了，同时重新定位现行行政审批部门职能。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曾向记者说，如果不能突破行业协会制度框架，上海市行业协会发展署这样的机构就很难树起真正的权威。

　　对于上海而言，很多都是时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在政府改革最坚硬的部位开始了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