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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如果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通常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经济学家》杂志曾经这样写道。现在，中国的央行似乎正在寻找这样一种经济政策，从而使微观调整与长期增长产生联系。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发布两项决定：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和再贷款浮息制度。
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经济运行是否过热以及货币政策需否从紧的话题热议不止，央行此时推出上述两项政策，加上近期不断进行的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的行为，很容易让人理解为经济过热苗头确已出现，央行正尝试各种更具弹性的方式抑制这一趋势。
这样的意图当然很难说没有，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次调整由于仅涉及到少量金融机构，因此它对于整个货币投放量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它的立足点，应该还是更多地在于推进商业银行实行更为理性的经营行为、建立更为合理的治理机制。而这，不独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包括股改中的国有银行以及热议中的民营银行，都是极其重要的。
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共识的一点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之难点，尤其在于传导机制不舒畅，使得货币政策当局经常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更有甚者，他的很多政策的出台，其本身针对的就是商业银行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专门针对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这种现状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效力。
由此反观成熟市场的情况，如格林斯潘就曾不无骄傲地指出，美国经济本身具备足够的康复能力，能很好地吸收各种冲击，帮助其度过危机。这样高度商业化的金融体系，一方面使得货币当局的各项政策甚至仅仅是信号，能够具备很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其本身的修复能力，能够在很多时候摆脱对于政策的依赖而更多地借助市场力量。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政府普遍面临的难题是：一方面，过于微观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市场体系的成熟，但另一方面，市场本身的不成熟又迫使政府必须出手干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而打破这样的怪圈的有效途径甚至是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引导，帮助企业迅速成为合格的市场参与者，从而实现宏、微观经济间的良性互动。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正在日渐熟练地实行这一举措，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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