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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五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发表题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演讲，他提出，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靠大量消耗资源维持增长将难以为继，难以实现GDP再翻两番的目标。
马凯说，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
增长了40多倍，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5亿元。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有过充分讨论，但是20年来，问题依然如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纸上谈兵所能解决的，我们首先要问清楚，高投入、高消耗的主体是谁？
有统计显示，2003年以前，国有投资增长速度达到了30%至40%，但是私人企业投资却是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这是一种非典型的“挤出效应”。
根据经济学原理，典型的挤出效应是因为政府投资加大，导致利率上升，上升的利率排挤私人投资，使其退出投资市场。中国自1998年以来，8000亿长期建设国债为主导的政府投资是在非政府部门投资相对不足的背景下实施的，非政府部门投资对于利息率的敏感度，相对正常经济形态要弱化得多。而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民间投资的制度预期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加之通货紧缩阶段经济相对景气指数不高，所以，即便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指导下连续降低利率，民间投资还是按兵不动。中国的政府投资、非政府投资之间并不具有典型的此消彼长关系，这种状况在1998年之前同样明显。
一般而言，在影响宏观经济的两个杠杆中，货币政策偏向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我国经济发展相当程度上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胎记，如果对政府投资规模不加控制，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的作用，导致旧体制复归，不仅原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而且又会进一步加剧体制性因素对民间投资的约束。减少政府投资、放开民间投资同时要求体制变革的力量。
马凯表示，新的投资体制将会尽快出台。这场关系到资源配置从政府为主向市场为主的转轨性改革，重要的两点在于对政府投资建立起责任约束机制，同时将民间投资准入的调控权更多的交给市场。
但是，当前的情况是，中国经济走出通缩、经济预期逐渐明朗，大量的政府投资已经带来了民间投资的跟进效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33.5%快速提高到2003年的47.2%，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将达到6万亿的规模。经济的行业性过热已经形成共识，宏观调控也面临由松到紧的压力。
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已经受到融资手段限制的情况下，问题似乎只在于如何进一步控制投资过热。相比行政的调节手段，经济手段调节更加顺理成章，调节杠杆的本身则要求对行业投资形成可判断的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应对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
这与目前已经被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恰好吻合。本次投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非政府资金建设项目由审批制向核准或登记备案制的转变，其中《政府核准项目目录》正是一个可依赖的“标准”。
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在混沌运行的经济中形成客观、灵活的标准，无论主管部门如何强调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恐怕也会身不由己。能否更多的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解决投资问题，对即将出台的投资体制改革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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