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娟案”再讨论——地方司法改革细节求变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司法改革在细节上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进步，无论是理念上、形式上还是制度上，司法机关越来越朝着具有中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的裁判机关进步。其改革动力源于新时期市场经济规律对法制环境的要求，以及中国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需求和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但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地起作用，为了正义、为了革除诸多弊端和追求法律公正的艰难探索，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司法。

　　“刘慧娟案”再讨论——地方司法改革细节求变

　　本报记者 王颖 北京报道

　　“种子法”事件悬而未决

　　“今年1月我曾交了一份复议申请给洛阳中院，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仍然在期待得到一个结果，而说要审阅她的申请的洛阳中院院长王伯勋已于一周前调去新乡中院，从南阳调来的院长刚上任，还来不及看她的申请。李慧娟不愿再拖下去，决定3月回洛阳中院正式办理辞职手续。

　　在审理一起种子收购合同纠纷时，李慧娟在判决书中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

　　因为这句话，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明确指出，这“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并责成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纠正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对直接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

　　处理的结果是撤消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其助审员资格。

　　记者从一位任地方高院院长的人大代表处了解到，河南省高院院长李道民告诉他，河南省人大已经收回了对李慧娟的免职决定。记者多次打电话给李道民求证，被以合理理由拒绝。

　　引起事端的种子合同纠纷案二审已经审结，却迟迟没有判决。据悉，河南省高院审委会已将案件审理结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示，但最高法院还没有答复。

　　80%的案件和问题出在基层

　　一个法官与地方人大几个回合的对弈，结果仍然悬而未决。而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遭遇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与地方人大的矛盾一种。

　　“人大行使监督权其实对法院影响并不是非常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人大代表、地方高院院长(下称“上述这位法官”)告诉记者，相比人事权和财政权不为司法机关自己掌握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对法院的司法独立影响小得多。并且，通常情况下，人大都是出于并非利益的目的依法行使监督权的。

　　“我们80%的案件出在基层，80%的问题也出在基层”。2004年3月11日，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以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政协小组讨论会时说，但他同时也认为问题的彻底解决，关键在于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的信号来自十六大。这次会议的报告，专列一节谈司法体制改革。并提出司法改革的目标，如“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等。

　　2003年5月8日，SARS肆虐的危急时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研究了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并决定成立以罗干为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公、检、法、司各提出了一套方案，其中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不好调和，”中国诉讼法学会会长陈光中告诉记者，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司法体制改革首先会进行一些“小改”。

　　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曾在一次论坛上，将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概括为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和法官职业大众化。

　　改革司法权力地方化弊端

　　司法权力地方化作为目前司法体制的首要弊端，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阻碍。

　　青岛澳柯玛与甘肃乔红霞的海欣公司之间对于货款合同和返利扣率协议的纠葛即是一例。

　　1999年10月，澳柯玛销售公司向青岛市南区法院起诉，称海欣公司在购销合同履行中尚欠部分货款不还，10月8日，青岛市南区法院对海欣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查封了公司价值近680万元的货物，之后，青岛市南区法院因管辖不当将案件移送青岛中院。

　　那边官司还没了结，2000年3月2日，乔红霞又向兰州市中院起诉澳柯玛销售公司，要求其返还多付货款、扣率款及返利款。兰州中院对被告进行了缺席审理，2001年5月29日，兰州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多付货款、扣率款及返利款1557万元。

　　澳柯玛销售公司不服判决而上诉至甘肃省高院，甘肃省高院于2001年11月16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02年1月21日执行该判决，从澳柯玛销售公司账户划走931.1万元还给乔红霞，冻结了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持有的国家股196万股。

　　而2002年4月9日，青岛中院将已受理近2年半但尚未进行实体审理的合同纠纷案以涉嫌诈骗移送青岛市公安局。青岛市公安局9月1日深夜，在北京市延庆县抓捕到乔红霞，9月3日将其刑事拘留，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1月5日批准逮捕。次年10月16日，青岛市检察院以诈骗罪对乔红霞提起公诉。

　　2003年11月7日，青岛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11月26日，青岛中院以诈骗罪判处乔红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乔红霞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现二审尚未开庭。

　　“从本案中反映出司法地方保护问题非常普遍、严重。某些地区明确指示要保护当地重点企业，各部门——包括司法机关——都要配合、支持和保护这些企业的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对记者说，在目前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权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要保持独立、公正是很难的。

　　类似这样的案件，近年来出现非常多。“对于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法院国家化，而非地方化”，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认为，应该让全国的法官都“转起来”，也就是说，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每个法官在一个地方法院的任期不得超过3年，法官的人事任免由全国人大执行，薪酬由中央财政负担。“目前日本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法学家贺卫方主张按照人口和地域而不是行政区划重新划分司法区划：相邻的几个县合并成立一个基层司法机构，几个市合并成立一个中级法院，几个省区合并成立高级法院；由中央设立专项的司法经费，人财物完全与地方脱钩；上下级法院间除了管辖权和审级的不同外，也相对保持独立，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取消审判委员会，法院院长、庭长只负责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事务，以法官为中心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管理，除非遭到弹劾，法官职业实行终身制。

　　“在经费方面最好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对记者解释道，即司法机关的司法经费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负担，而法官则由上一级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任免。

　　肖扬亦曾在前述论坛上强调司法体制改革中“实践证明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如法院产生体制、监督方式、审级制度、法官管理”等，需要通过修改有关法律才能解决。

　　“我们地方法院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只能是跟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尽量做好。”汪利民对记者说，言语里透着一丝无奈。

　　记者留意到，现在有很多法院都在进行一些小的改革。比如北京市二中院设置了“案件执行公开查询系统”，以增加执行工作的透明度，取信于民；越来越多的法院对于诉讼文书要求书写更为详尽；诉讼方式由纠问式改为诉辩式等等。

　　“改革不等于创新，而是革除弊端。”一位法官对记者说。

　　法律和利益权衡的公正

　　“公正并不是要你死我活”，说到如何维护地方法院的司法公正，上述这位法官斟酌出这样一句话，并向记者解释道，这种公正，不单单是严格执法的公正，而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比如，一个经济合同纠纷，赢了官司的一方腰缠万贯，输了的一方则一贫如洗，而按照法律，输了的一方要向赢了的那一方支付一笔根本就付不起的资金，这时法官怎么判？公正又应该怎样体现？

　　“有些时候，地方政府领导有批示，要求对某个案件‘特别’关注”，这位法官告诉记者，实际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遇到领导有批示的案件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合理的干涉，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见；另一种是政府领导也是出于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考虑，提出并非要法官违法的建议，这时法官应当酌情分析，权衡各方利益再做判断。

　　许多地方法院的法官、院长都倾向于这一观点。汪利民也认为，公正同时是法律和社会利益两方面的，如果注重法律的公正，事实上可能造成对社会利益的不公正。并且，公正是这个社会各界都需要的，司法机关并不是跟其他行业没有一点联系，其他行业的不公正和整个社会公正心态的缺失一样会造成表面上的司法机关的不公正。

　　相对于其他行业，公众更注意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其背后的司法机关腐败也更为人所诟病。作为保护社会公正的正当程序和法律手段，人们对司法机构公正度的关心期待是可以理解的。

　　“并不是一个原本正直清廉的人，到了司法系统就腐败了，而是选举和任命有问题”，这位法官说，既然任命法官，就要推定信任，法律原本就是少数人的智慧为多数人认可的结果，而任用法官更要体现用人不疑的原则，但是法官权力应该受到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