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拟向监管对象征50亿年费 告别借钱度日？

　　见习记者 石朝格 北京报道

　　按照财政部的方案，每家银行所要承担的费用由风险程度等10多个变量决定：四大行承担接近一半的费用，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家分摊上千万，其他的国内被监管机构相应要少一些，外资银行也有一部分。

　　正如许多银监会工作人员所期望的那样，银监会“借钱度日”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据接近银监会的人士透露，从明年开始，银监会每年将向所监管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信用社、邮政储蓄及银监会所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收取50亿元年费。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新闻处处长与某地银监局负责人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从银监会设立到现在，我们的经费一直都很紧张。”这位官员说，银监会必须有资金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否则“有效监管”无从谈起。

　　财政部制订方案

　　银监会新闻处发言人对传闻不置可否，并建议记者向财政部求证。

　　而按照财政部有关人士的说法，银监会成立一年来所花的费用大多是从财政部临时借来的，至于最后由谁埋单，现在还不太明确；但银监会日后的办公经费肯定会向监管对象收取。

　　“收费办法由财政部综合司收费处牵头制定，之后由金融司金融二处核定。现在方案已研究得差不多了，估计年中将上报国务院，年内就会批下来。”财政部金融司参与此事的有关人士说。

　　“费用数目大概能算出来。”该人士觉得50亿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仅拿人员工资来说，银监会总部工作人员近500多人，以平均每月6000元计算，年费用约4000万；31个省市区银监局，400个地市银监支局，650～680个县监管办公室，这些人的工资接近数十亿；另外办公费用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据他介绍，该方案是按收支两条线来预算的管理方法，即设立收入与支出两个不同的账户，收入账户用来收取监管费，支出账户用于财政补贴。监管费由银监会提供的服务来确定，财政补贴由银监会行使行政权力来确定，主要参考国外比较好的经验，由财政部统一核定总数。虽然预算细化是一个方向，但银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仍由银监会在这个范围内自主制定，“目前财政部还不可能细到这个程度”。

　　费用分摊方面，这位人士说，“费用由一个相当复杂的科学公式计算出来，资产经营、业务经营、业绩、净资产额、市场贡献大小、风险程度等10多个变量决定了一家银行所要承担的年度费用：四大行承担接近一半的费用，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每家）上千万，其他的国内被监管机构相应要少一些，外资银行也有一部分。”

　　财政部综合司收费处一位人士强调，向银监会监管对象收费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只不过换了一种支出方法，中间有利益平衡：银、证、保的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平衡，被监管机构的平衡。

　　银监会的苦衷

　　收费乃大势所趋，这似乎是一个共识，也是银监会的苦衷所在。

　　银监会成立至今已近1年，但其经费来源一直都没有着落。某地银监局一位处长说，“央行与银监会分拆后，央行的财政拨款保持原来的数额，而银监会却只能靠借钱度日。”

　　一位来自原央行的某地银监局处长坦言，当时过来的初衷主要是熟悉这块儿业务，同时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按照国家惯例公务员工资有严格限制，而事业单位则弹性很大。但到了银监会以后，不但工资没涨，连一些必要的活动经费都打了折扣。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收费、涨工资是必须的，而仅仅收费、涨工资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举个例子，以公务员2000元左右的工资标准，监管者下到商业银行一般开销都支付不起，钱还得由被监管者来掏，“提高监管效率，防止监管腐败又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虽然如此，仍然有人对收费额度提出了质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50亿的收费太高了，这样，“银监会的设立就值得考虑”。他更倾向于财政多付出一些。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赵锡军则支持银监会自己决定收费多少，“只要有利于监管，商业银行又能承受，收费高一点关系不大”。

　　另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区分监管服务与行政权力的收费问题？

　　赵锡军说，两者应严格加以区分，也很好区分；但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指出，“监管服务与行政权力”都是服务，很难加以判别，要更多地从金融机构的收入水平与盈利能力考虑收费问题。

　　“要以风险为参照进行收费，银监会所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有问题的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提出了另一个思路。

　　怎样对冲收费给银行带来的压力？财政部综合司收费处一位人士表示，必要的时候，财政会考虑各种平衡渠道，比如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赵锡军说，“当一家商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险或面临破产，别说免税、央行再贷款，必要的时候，国家财政援手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持反对态度。他说，财政不可能给非国有银行注资，而免税更不可能，因为有收益就必须交税。

　　商业银行反应不一

　　由于性质、规模大小的不同，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对收费方案的反应也不尽相同。

　　一方面，四大行表示要主动承担费用；但另一方面，面对股改上市的压力，它们又惟恐坐实了按资产总额收费的传言——每年数亿元的费用，无论对哪一家而言都是个不小的“包袱”。

　　“分摊的费用限度应该以我们行的承受能力、不妨碍上市‘大计’为标准，而且银监会行使监管权力要为上市创造更好的金融市场环境。”中行一位人士说。

　　而农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则建议，“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差别化收费，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前提，更应该考虑到每个银行的盈利状况、历史背景等综合因素。”“在方案实施前，最好征求一下商业银行的意见。”

　　相形之下，中小银行的态度要尖锐得多。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新闻处负责人说，“市场经济就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银监会是事业单位，财政不拨款可以理解”，但同样其收费也不具备行政命令性质，如果你提供服务、信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银行就会“买这项服务”；如果是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所形成的费用，就不应由银行负责。

　　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副行长说，两年前，104家城市商业银行曾经联合起来，要求国家税务部门减免税费，但直到今天仍无任何消息。“我们并不是哭穷，的确是经营状况所致，”这位副行长说，全国性商业银行100％以上的利润来自于三个地区：环渤海地区，上海、江浙地区，广东、香港地区，这说明其他地区的盈利是负数，而且城市商业银行盈利状况好的也来自这些地区。

　　对于收费一事，外资银行却显得很平静。

　　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国兴业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说，“收费早已经成为国际惯例了”，但一切要有法可依，“明码标价、行业认可”。

　　“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中国银监会行使更深层次有效监管的开始。”香港东亚银行行长吴志强说，被监管者应把目光放在收费后的监管上，判断银监会是否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