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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漫
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很惊人：“三令五申失效中央宏观调控遭遇地方集体‘抗旨’”。文章提到国土资源部承认，历经半年来的开发区治理整顿效果不佳，“目前一些地方对开发区清理整顿不积极、不主动，等待观望，有的甚至仍在继续大量圈占土地。”
如果笔者没有记错，治理整顿开发区的行动始于2002年7月，当时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一律暂停审批新设立和扩建的各级各类开发区。掐指算来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
经典的经济学课本里有所谓“市场失灵”的概念，讲的是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盲动性，因此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向。但在笔者记忆中似乎从没有见过经典著作中对“宏观调控失灵”的描述和解决方法。
现在问题出现了，怎么办？一个思路是看看所谓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是怎么办的，比如美国，但据笔者所知，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针对具体的产业发布相关的产业政策了，大家见得最多的宏观调控似乎就是格老睿智的面孔，听得最多的宏观调控似乎也就是格老模棱两可的评论。既然没有类似的“治理整顿”行为，自然也就没有“调控失灵”的问题可以借鉴了。看来学习或者说照搬的路似乎是行不通的。
其实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也就是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的话，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地方和中央部门的利益取向错位：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优先，在现阶段，所谓政绩多体现为一连串的数字，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大名鼎鼎的GDP，而“大干快上”就是快速提升GDP的最直接的方法。
记得前些年有过一次关于“经济学家是否讲道德”的讨论，当时是公婆各执一词，最终似乎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但如果笔者在这里说“GDP是不讲道德的”，估计大家不大会反对。这样，既然GDP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单纯追求GDP作为“政绩”标志的地方官员自然也难以保证是“讲道德”了。惟GDP论的结果看起来是正面的，而内容却可能是负面的。
但是，惟GDP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谁呢，这似乎又回到了我们最初讨论的话题。中央希望综合素质的提升，不愿意看到急功近利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四处蔓延，而对于地方来说，这些项目投资大、销售额大，至少可以两次放大GDP的数值，何乐而不为之呢。至于有人说现在投资建钢铁厂、水泥厂，几年后可能就要滞销了，但从GDP角度看这也无妨，首先现在的投资会迅速在GDP上反映出来；其次，几年后的事，一则本人可能已经离开了，即便还在职位上，亏损的钢厂、水泥厂可以贱价卖掉，又可以增加GDP，弄好了还能成为企业改革的典型，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看来，解决最初问题的难度也并不大。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些委员和代表已经再次就此问题发表了中肯的观点。我想，综合考量地方政府业绩，加入更多人性化的考量指标，请数量经济学家设计一个模型应该也不是一个难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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