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时评：构建均衡机制 防止中国经济过热

　　温家宝总理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发改委主任马凯在3月8日答记者问中的有关论述，显示了中央政府对可能出现的经济过热的担心。从去年第四季度始经济学界就开始了对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而在两会上若干经济学者对此发表的意见更是将此争论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对于经济过热我们并不陌生。历经1992年开始的持续数年的经济过热的人们可能对 其时曾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仍心有余悸，但经济过热的不利影响远不止此。如果目前经济再次陷入过热的话，其导致的不良后果将远较上次严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经济发展中蕴含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日益凸现，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而这些矛盾与问题远较1992年复杂。如目前投资消费矛盾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恶化、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三农问题亟待解决、资源压力空前沉重等。如果经济不能保持协调健康发展的环境而陷于过热状态，将进一步激化这些矛盾与问题，终将使经济陷入急剧衰退的泥潭。

　　目前对于经济是否已经过热的讨论可能并不重要，重要是在目前经济已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经济过热。中央政府的行为值得激赏，《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诸多防止经济过热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确保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而言，从根本上防止出现经济过热的关键，在于切实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宏观调控为保证的均衡发展机制，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平稳健康增长。

　　构建均衡发展机制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中政府需要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的这种作用就要逐步让位于市场，然后依靠宏观调控的手段使这种均衡发展机制主导经济发展。而目前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与政府宏观调控力量的增强，构建均衡发展机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构建均衡发展机制要在不断培育与完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防止人为尤其是政府主观行为干预资源配置形成的投资过度膨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具有较高的耦合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对地方政府领导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机也有充分的手段通过扩大投资等方式来追求GDP的快速增长。投资的过分扩大不但造成投资膨胀，造成低水平重复与资源浪费，而且也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构建均衡发展机制的核心就在于改变这种由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而由市场调节在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市场的力量并辅以宏观调控实现投资消费的基本均衡，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地方政府应主要将精力放在解决其他有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上。

　　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市场至关重要但并非万能。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切实防止对经济干预过多与调控不力的情况。当然加强宏观调控也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把足够的人、财、物用于社会发展与加强薄弱环节上，引导经济主体尤其是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改革与调整结构上，确保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

　　构建均衡发展机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相关措施落到实处既是目前防止经济过热的关键，也是构建均衡发展机制的基础。目前最重要的可能是需要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调整不切实际与过时的政绩观与发展观，真正以人为本，下大力气深入解决目前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为均衡发展机制的构建与作用的发挥奠定良好的基础。

　　中国为何缺少民间教育家

　　从近期看，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进城就业权益等问题，目前正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事实上，我国数亿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还是需要依靠教育的促进。问题是，义务教育或农村义务教育的现行体制中的障碍如何革除，哪些人或哪些力量愿意为这份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尽管现在有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是大家公认，农家的孩子要有出息，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读书一途。对于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大家很重视呼吁政府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并且治理乱收费。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以下两项。

　　首先是现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据教育部长周济介绍，过去五年来中国的教育投入增长从2.55%上升到3.41%(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91.4亿元，占GDP比例为3.41%)。但是农村地区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或没有老师而辍学的情形却越来越严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官员大量地把教育经费挪作“经济建设”费用。工资被挪用了，教师就会被迫加收学生的课本费和补课费，或者干脆“辍教”去外出打工挣钱。官员为什么敢挪用？因为“经济建设”能即时凸现官员政绩，而教育效益的显现则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超出他的任期。因此，在体制上，一方面要把“协调发展观”引入官员的政绩考核，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地方人大和社会舆论对财政支出的监督。

　　其次，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不高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农村适龄学童厌学、弃学(大量集中在初中还没有毕业这一阶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主张：开放教育家办学的政策环境。目前的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从承办主体上看，是“学官”办学，从教学内容上看，是统一的标准化的传授。这两者结合，当然有施教比较规范和讲求效率的优点，但也造成单一化的流弊，许多不能适应这套规范和标准的学生就被打低分、视为差学生、留级，他们自己就慢慢厌学，自我淘汰。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针对学生特性而给予适宜的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施教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但这股源流在标准化的官办教育体制下已近枯竭。因此，当前最要紧的是开放民间教育家办学的政策环境，让他们能够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独立自由地选择办学模式和施教内容。这里我们应打消若干顾虑。

　　一是担心现今社会没有教育家。这是“因果倒置”的思维。因为我们只有官办、没有广泛开放商办，所以缺乏教育家生存的土壤。其实，具有培育学童想法和技能的人士在我国从来就有，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书院主持或私塾先生，现在也不乏具有现代知识背景和教学方法的想要献身民间教育的人士，包括许多具有致力于非赢利教育、为社会立功德的有钱人，但是，目前的办学政策限制了他们。

　　二是担心这类学校招不到学生，因为它的教材和方法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衔接”，家长们担心学生将来考不上学。所以开放民间基础教育办学的同时，我们主张配套地开放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允许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考试、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实际上，只要两者都放开，未来民办教育与官办教育之间的竞争，就不在于是哪张试卷或哪本文凭，而在于学生走向社会之后所展示的工作能力或学术素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世界的实例，都证明民办教育的活力不低于官办教育，犹如民企的活力不逊色于国企一样。

　　三是担心民办学校的教材内容跟不上时代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因为政府毕竟有能力集中“最好的专家”编写和审定“最好的教材”。其实，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因为学生特性不同，不同学校和教育家对各自的教育思想(比如学校不同校训也不同)、教学方法和培育重点的强调往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因此可能就没有什么“最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