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离心力和向心力

　　——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伟

　　本报记者 罗小军 杭州报道

　　在温州，产权明晰的改革已经告一段落。但赵伟认为，浙江这些年的三个产业的产权改革仅仅改了一个半：第一个即工业改革得比较好，另半个就是第三产业的非主体行业商 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绝大部分产权比较清晰。但第三产业的另外一半即三产主体产业的金融、电信、通讯等领域的产权改革进展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农地制度没有改革。

　　赵伟认为，以马歇尔的“地方性化产业”为基础的克鲁格曼的新地理经济学对温州经济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赵认为，中国的改革初期是从最容易的地方发起的，目前进入体制改革难以突破的阶段，剩下那一个半产业是高度集中的，光靠民间创新前景很黯淡，这要取决于信念的改变和中央的决心，还涉及到各部门和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浙江体制改革要突破很困难，而温州更加困难了。

　　而温州的问题，在如今的中国具有普遍意义。

　　集聚规模效应

　　《21世纪》：新地理经济学怎样看待一个“地方工业”兴起的？

　　赵伟：产业发展落地一个地方，是有偶然性。英国曼彻斯特、美国底特律、法国里昂都是如此。温州的故事也几乎雷同。

　　1970年，一位姓陈的农民去安徽淮北煤矿探亲，带回一件“交流接触器动静触头”的微型低压电器，仿制成功，并批量生产。如今以柳市为核心的乐清低压电器占据了全国市场的3／5。温州打火机的兴起也有类似的偶然性。

　　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似乎是由于某种极其偶然的历史因素导致。由于某个人的灵感或者眼光，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命运，产生某种制造业，并在克鲁格曼的三个因素作用下产生集聚规模效应，使得本地区上升为该产品的制造中心。

　　离心力和向心力

　　《21世纪》：以新地理经济学观点看来，温州“地方工业”的“命运”如何？

　　赵伟：马歇尔认为，当一种工业“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他会长久设在那里的”，由此马歇尔分析了产业集聚的持久性的三个因素：自然条件、统治者有意无意地推动、商业意识。

　　保罗·格鲁克曼将这三个因素归结为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源泉，并纳入其倡导的新地理经济学一半均衡分析框架。这三个因素：一是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二是中间品投入，由于产业集聚，厂家容易得到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提高了效率，强化了地方化产业集聚；三是技术外溢，即“由于相邻厂商之间的知识外溢导致的几乎纯粹的外部性”。

　　传统产业不会在短期衰落，实际上一个地区一个产业形成后受到三个因素两个组合力的左右：离心力和向心力。

　　温州如今土地租金突出，纯外部经济突出，劳动市场厚度有限，向心力因素在减弱，同时，离心力在增加。现代重化产业难以在温州形成，而新工业必须要有金融的支持。底特律首先是金融中心、商业中心，然后才是汽车制造中心，德国、日本都是这样。虽然温州私人手里的钱很多，但没有资本市场，没有民营银行，资本是一团散沙效率不高。目前金融体制的制度刚性情况下，温州要形成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比较困难。短缺经济已经过去，劳动市场厚度也不存在优势，现代产业的劳动力优势不存在。但按新地理经济学来说，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工业中心，由于存在集聚规模效应不会短时期内衰落。

　　着力点

　　《21世纪》：那么，温州乃至浙江形成区域竞争力的着力点在何处？

　　赵伟：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一个是落后的农地制度，还有金融体制需要改革。金融不改革温州就不能成为二级金融中心，也就不可能有现代产业。但目前，这不可能有大突破。

　　温州能够自己创新制度，劳动市场上政府应该积极做点事情改善劳动市场厚度，发展教育，给移民当地户口让他们安居乐业。温州不存在区位优势，温州应该当作直辖市来发展。从上海到厦门之间不存在大城市。浙西南，赣东北，安徽西南地区，都是东部比较穷的，如果有一个中心城市来辐射的话，就会比较好。温州正好处于这个地理经济位置。

　　整个浙江土地稀缺，应允许土地自由流动，否则土地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农地制度影响其现代化进程。

　　更重要的是温州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了。工业化出来的一批老板，村里大事小事没有他们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如果产权清晰的情况下，基层民主往上做，政绩工程就会比较少，而现在决策太集中，温州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