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抉择：人格化交易是非

　　——访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史晋川

　　本报记者 周扬 王云帆 杭州报道

　　史晋川认为，在初级的市场经济中，浙江是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维系这个传统的是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转变：温州从有形转 到无形市场，交易方式还是人格化的。义乌是从人格化转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但市场还是以有形市场为主。这两个地方都面临市场机制的转换——“但最终要落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和无形市场为主的这样一种形态”。这种转换，既对企业的转变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政府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格化交易方式

　　《21世纪》：什么是人格化的交易方式？

　　史晋川：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假定我和A、B三个人都是温州人，彼此熟悉。作为商人的我，从A这里进货，全部卖给B，不需要使用正式的交易文本。我和A、B的交易用0.5的人格化交易系数来表示，这样，我的人格化交易系数就是1。如果我从A这里进货，没有卖给B，卖给C了，C不是温州人，我们需要一个非人格化交易的正式文本。那我的人格化交易系数就是0.5。假定我从A这里进了100万的货，50万卖给B、50万卖给C，那我的人格化交易系数就是0.75。

　　我们现在正在义乌或温州做大量的个案调查，这样可以知道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是不是比别的地方突出。还可以细分到不同的产业领域——以此来考察人格化的交易机制是怎么样的。

　　市场要求政府职能转变

　　《21世纪》：交易方式和市场组织形式在浙江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史晋川：现在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市场形态，就是以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维系的无形市场——属于第四种类型。义乌从第三种类型走向第四种，相对容易一些；而温州从人格化交易维持的有形市场走向第四种则相对困难。人格化的交易机制一旦被强化，其转型和打破是非常难的。市场从有形变成无形则相对容易。

　　整个浙江通过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推动了资源在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浙江改革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到初级的市场经济，再到现代市场经济。这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通过产权制度的建设，来确立一套自由企业制度，从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过渡到现代的企业管理方式。二是如何在法治的基础上，按照自由契约原则，来完成市场体系的建设或进一步完善。最后是政府的职能从强势的发展型的政府转变到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高效服务型政府。

　　《21世纪》：浙江要实现从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史晋川：如果在产业管制方面有所放松的话，地方政府再做适度引导，浙江的民资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流，就不会仅停留在平面的扩张，而进入新的领域。现在浙江资本平面的扩张，市场虽然很多，但市场厚度不行。主要因为中央政府的产业管制太严，很多领域民资进不去。

　　政府的管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能源领域等。三产方面的限制也很多，想进入金融领域的浙江民资都在排队。

　　政策壁垒

　　《21世纪》：温州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想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壁垒能否突破？浙江民营企业进入新的领域是不是还有自身的障碍存在？

　　史晋川：原来的产权突破，是政府在默认。现在民资要进入基础设施或三产，政府要有个明确的认可，这是要政府表态的问题——比起默认要困难得多。目前浙江省政府正在考虑这些问题，但要迈出这一步，做出抉择却很难。如果做错，这个后果不是政府本身来承担的，而是要整个社会来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政府推出新的政策会更加慎重。地方官员在决策时要面临老百姓和上级的双重考核标准，有一个负面的牵掣作用。

　　从制造业本身来说，希望东北的地方政府对浙江的民资有更开放的态度。浙江是消费品制造业发展得好，东北的强项是装备制造业。浙江民资介入以后，很容易进行纵向的一体化，这样的一体化形成以后，对东北是有好处的(提高其装备制造业的水平)。另一方面对浙江的产业升级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