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车夫”与政府边界--访浙江经济学会会长张仁寿

　　有关温州的争论在GDP的指标上集中，然而，专家指出，仅从GDP看待温州经济是不全面的，应该包括在外的温州人所创造的财富，这场“GNP”与“GDP”之争即是“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之争，它的涵义所及，是正确解读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

　　本报记者 罗小军　杭州报道

　　张仁寿认为，温州昭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有限边界。民营企业、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温州人是温州经济的“拉车人”，政府则担任了“建道路”、“管交通”的角色。“建道路”主要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如搞好宏观调控，建设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产权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管交通”则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协调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等。

　　温州模式的精髓

　　《21世纪》：作为最早研究温州模式的专家，在你看来温州模式的精髓以及温州的经验是什么？

　　张仁寿：温州模式的演变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企业制度创新居于核心地位和基础层次；民营化和市场化，或者说民营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是温州模式的灵魂和精髓。

　　温州通过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温州经济体制最深刻的变革在于企业制度和市场结构的创新，其中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尤为引人注目，表明温州模式是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21世纪》：谈起温州模式，总要谈起勇于闯天下的温州人，你怎样看待温州人的文化特性对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的影响？

　　张仁寿：温州人价值观念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面。一是竞争意识强而合作精神弱，“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大家都想自己当老板。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协作与竞争同等重要。二是追求发家致富和物质享受动力强，但缺乏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干大事业的雄心，有的还保留着“小富即安”的小农心理。三是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家庭、家族观念强，但缺乏在普遍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队精神”。四是个人自主性和冒险精神强，但缺乏应有的商业道德、自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的先发优势也正在逐渐失去。温州再进一步发展需要突破哪些问题？

　　张仁寿：资本大量外流，城市土地短缺，资本市场缺乏，投资环境相对恶化是眼前温州面临的主要的直接问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资本跟着效益流动是正常现象。但从区域竞争角度看，过多的资本流出而少有外来资本的流入无疑会影响当地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地方财政的收入。

　　温州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促进工业生产要素的集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深化企业分工协作关系，解决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共享，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等问题。温州民资殷实，但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前几年温州对股份合作基金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理整顿，致使温州民营中小企业重新依赖民间私人借贷。缺乏资本市场，严重制约企业融资和规模扩大。

　　《21世纪》：同样，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并获得成功的区域，温州如今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先发性”吗？

　　张仁寿：温州经济发展中的上述问题，表明温州模式还并不完善。而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光为温州独有，在中国沿海不同地区均具有普遍性。

　　温州的改革主要发生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与全国一样相对滞后，从而加剧了寻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的发生，造成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大，从而导致温州投资环境的相对恶化，加上要素供给刚性，导致民营企业纷纷外迁和资本大量外流。因此，深层次而言，温州进一步改革突破应该在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上有所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