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考验政府“无为哲学”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资本外逃”考验政府“无为哲学”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3月06日 17:58 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浙江这片资本沃土上，金融的整体活跃，与本土金融机构的羸弱形成鲜明对照。与已形成先发优势，并有望不断突破政策壁垒的浙江产业经济相比，在国家金融管制不断加强背景下的浙江本土金融业出路，率先成为拷问地方政府智慧和创新决心的标尺……

　　本报记者王云帆杭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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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机构集体“失语”

　　资本在浙江成长得如此丰饶。

　　据近期的《浙江省证券期货市场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道》)，截至2003年末，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比年初新增约3630亿元，同比增长41.3%，增量和增速在全国主要省市中双双名列首位；本外币各项存款则比年初新增近3520亿元，同比增长29.6%，增量和增速分列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

　　更难得的是，去年末浙江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比年初下降3.09个百分点，所有机构和地区都实现了不良贷款“双降”，信贷资产质量创下历史最好水平，为全国翘楚。

　　浙江金融运行的佳绩，无疑依托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一点，从新增贷款投向上一目了然：2003年，浙江工业类贷款增幅近33%；基本建设贷款增幅约63%；个人消费信贷去年新增近634亿元；连农业贷款也同比增长了70.6%。

　　遗憾的是，收获这份丰饶的并不是浙江人自己。

　　2000年10月，随着福建兴业银行在杭州落地，11家全国性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在浙江扎了根，但这里面并没有浙江本土的商业银行。

　　“这使得每年浙江地区的巨额存贷差大量流向其他地区，而不是服务于浙江本省。”浙江一位金融专家向记者介绍，在其他金融领域，本土机构同样面临“失语”的尴尬，“尽管中国人寿近年的几张大单全部来自浙江，可浙江迄今并没有一家自己的保险公司。本来金融租赁倒是浙江金融的一个特色，可浙租(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又在2002年被北京的明天科技接手了。”

　　资本市场上的一幕如出一辙。尽管呼风唤雨的浙江财团习惯上演大开大阖的“资本秀”，但浙江本省的券商却式微依旧。

　　据统计，目前浙江共有六家券商。即便经过了2002年证信分离的那一轮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最多的天一证券也就10.02亿元，其余的都不足10亿，而其他多数省份，省级券商的注册资本都在20亿以上。目前浙江6家证券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仅为6.05亿，而全国124家证券公司的平均注册资本是8.4亿左右。

　　据《发展报告》统计，2002年，浙江在资本市场上的总交易额为5485亿，列全国第六，但本土券商中总交易额最大的金信证券仅交易了近1158亿，差不多是海通证券的1／8。

　　在承销业务方面，浙江券商更是近乎“销声匿迹”。自2001年来，全国共有38家券商担任了1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主承销任务。截至2002年底，有62家企业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2002年浙江有8家企业成功IPO(其中5家A股，3家H股)，但本土券商只有天一证券和浙江证券曾分别承销过1家。

　　2002年8月，天一证券已将总部从宁波搬到了上海。而另一家老牌券商浙江证券，也于同年同月的29日，被北大方正集团收购了51%的股权。

　　“无为理念”的挑战

　　对于这种“背离现象”，浙大天则经济研究所金融与资本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副教授汪炜分析说：

　　“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跟政府的控制能力有关。民营经济可以在体制外生长，而金融是个管制行业，无法在体制外形成气候。这跟以前浙江政府的无为理念有很大关系，这直接导致了浙江省在体制内资源的整合力度不够。”

　　对于汪炜的解释，浙江券商的股本构成是一个清晰的注脚。

　　根据《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的六家券商(金通、金信、天和、财通、浙江、天一)股权普遍高度集中，6家公司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54%以上。而且按股权性质分析，它们的第一大股东和大部分股东的股权都属于国有法人股。这六家中，天和、财通两家100%是国有法人股，金通、浙江证券两家国有法人股权比重在90%以上。除天一外，其余5家机构平均国有法人股权所占比例为91.49%，集体经济股份占4.6%，民营经济股份占3.91%。

　　在2002年证信分离大重组后，浙江券商的股权结构大多没有实质进展。如刚改组的财通证券，原先就是浙江财务开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浙江财政厅掌握这家财务开发公司100%的股权，它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架构重组后，注册资本从2亿元增至5亿，但浙江省财政厅仍将通过财务开发公司拥有9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

　　与证券相比较，浙江的期货代理机构的发展水准值得称道。

　　虽然浙江13家期货经纪公司的股权结构同样比较集中，但在2002年，期货代理总额、期货代理总额增长率、期货经纪公司平均代理三项指标都位于全国前列。其中代理总额达到4119.9亿，站全国10.7%居全国第四。平均代理规模更是到316.9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居行业翘楚。

　　其中，浙江现在最大的期货公司——永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六年排在全国前十位，2003年经营规模全国第二位。

　　“出现券商和期货的反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以前经营系统的限制。”汪炜教授分析，证券公司都是在原有的金融机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期货公司并不尽然。比如说永安期货脱胎于原来的浙江省协作办；中大期货，中大公司也不是金融机构；南华期货是民营企业南都集团最先投资的，后来又转到了横店集团名下；天马期货，则是物资局开办的。

　　“它们的缘起都是做商品贸易的各个部门，然后因为期货市场何为他们规避风险，开始成立这个公司。所以，尽管也是管制行业，但地方政府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实际关联度不大。”汪炜说，恰恰是在这个“与地方政府关联度不大”的行业，“诸如，保证金封闭运行、电子交易信息化这些全国领先的体制创新，浙江省都争取到了试点。”

　　“台州启示”

　　事实上，对浙江各地方政府而言，更直接的考验来自民间金融的现实困境。

　　尽管金融属于国家管制行业，但浙江本土金融中最值得骄傲的，恰恰是当年无心插柳的民间金融。

　　据悉，在鼎盛时期，仅温州一地就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信用社。正是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存在，极大推动了温州民间产业的昌盛。而这种成绩的取得，无疑也是因为温州政府早年对这些地下金融的“默认”。

　　可是，随着国家金融统一监管的加强，温州的台会如今已几乎消失，其他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也基本被归并到了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而在这场运动中，温州政府依然奉行了它的“无为哲学”。

　　但在邻近的台州，民间金融却在完成一次化蝶式的蜕变。

　　与温州一样，台州的城市信用社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这些经营着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其灵活的机制，既刺激了金融竞争的出现，也大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建设。

　　但由于城信社出身复杂，加上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立法可以规范，部分城信社风险逐步暴露。

　　后来，台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一揽子解决城信社问题，成立了台州城市商业银行组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指定组建工作方案。至2002年3月，在台州原城市信用联社、银座等8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台州市商业银行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政府这样做，是主动把自身的信用嫁接给有实力的民间金融。”汪炜说。

　　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通过对温台民间金融的长期观察，也总结出类似的一个论点：在民间金融的整合上，有管制传统的台州比信奉无为的温州更有作为。

　　台州案例说明，体制外的民间金融如能被顺利地纳入体制内，将是浙江本土金融机构壮大的又一条捷径。但这无疑更须仰仗政府的积极“推动”，而不仅是“默认”。

　　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在最近的几个大手笔，似乎已开始显现地方政府主动创新的欲望。

　　其中的一个典例是，浙江正在全力重组浙江商业银行。据悉，这家原由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占25%)、中国银行(占40%)、交通银行(占20%)、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占15%)合资组建的，4000万美金注册资本的老牌本土金融机构，正面临一轮空前的换血运动——浙江省政府决定收购除浙江国信外所有股东的股权，同时引入10家省内的民营企业，以将注册资本增至10.6亿，其董事长，将由原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国信控股公司董事长蔡惠明担任。

　　消息人士透露，浙江此举的目的，直接指向一家今后能抗衡广发、兴业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不过，或许是金融机构的民营化对中央有关监管部门依然是个敏感话题，在这次的重组方案中，浙江省国信依然将占有51%的绝对控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