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新商业精神

　　渐进式改革的悖论，不仅温州，也是未来的浙江乃至全国要面对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云帆 上海报道

　　这组历时一月，共十大系列的观察报道主线为“寻找真正的浙江模式”——既真实描摹浙江各富特色的县市经济模式，其中又特别着重于产权模式的历史演变路线，以及由此 凸现的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新企业家阶层的精神内涵。

　　我们的记者实地采访，客观记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在这些地区留下的印痕。并结合各地的历史禀赋和偶然历史因素，还原导致这些区域现有经济模式形成的真实背景。我们相信，这同时就是进一步分析该种模式的现实效率和未来竞争力的基础。

　　误读

　　一个月的持续走访和追问，我们发现了一些简单而又普遍的误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把温州模式等同于浙江模式——尽管民营化是浙江的经典经验，但以个私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并不能涵盖多元的浙江(详见朱家良访谈)，如今浙江活力最强盛的宁波、绍兴等地早期恰恰属于苏南模式，后起的台州则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导。

　　比如宁波，它的苏南路径直到1993年前后才被打破。这一方面有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另一方面则与苏浙两省当年多少带有狭隘的地区观有关，“温州模式浙江化，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政策，原本带着吴越文化对立争宠的烙印。但历史就这样改变了——1995年开始苏南模式由盛而衰，而宁波幸运地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转轨——尽管它未必洞见了苏南模式日后的衰退。

　　大量的类似事实让人感到，一个地区的整体走向或许决定于相对宏大的背景，但具体的路径却往往会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的偶然因素而改变。为此，一个区域走过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的。

　　这个论点同时也成为我们分析新温州现象的理论基点。可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浙江经验的借鉴意义到底在哪里？

　　启示

　　温州模式发展到了今天，定义已不确指，但至少有三个主要内核是得到普遍认同的。除了讨论较多的产权结构民营化，第二是民富，第三是无为而治的政府施政哲学。并且，这和整个浙江经验共通。

　　从第二点来讲，当年苏南与温州两种模式走向的最大分化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其主体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是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

　　前者走到最后，风险都堆到了政府头上，而后者不但藏富于民，还把风险平摊到了整个社会。

　　这轮新温州现象的讨论缘于外界对温州GDP增速放缓的关注。可如果由此断定温州模式的消亡，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这至少忽视“民富”这一内核——2003年温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035元，远高于上海、北京，其中仅消费性人均支出就达1261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6511元高出93.8%。

　　由此，新温州现象可以提炼为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分化，也就是另一些人说的产业温州与财富温州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GDP与GNP的一种对峙。

　　温州本土产业大多集中在低小散领域，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代际锁定，这使得温州由产业溢出的大量资本只能平面化地流向其他成本低洼地区，以维系以往的利润率。这种“资本外流”，或许短期内不利于地方GDP，但同时却是温州人经济昌盛的根基，是民间创富的一种自发的路径选择。

　　对此，温州应清醒认识，在一个人均只拥有0.3亩土地的山区，其经济在一定阶段陷入瓶颈几乎是必然的。温州本处于中国的“盲肠地带”，其常态应该是不活跃的，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远离中央管制，才非常态地活跃起来。

　　当然，温州还应该看到，本地的资本外流既是自发的，也是无奈的。比如，目前在温州急待加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民营资本的进入比例还只有16%。

　　如何推进地方产业升级，提升集群厚度，打通更多的投资渠道，以拓展本地投资空间……这些问题到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主体——地方政府——这也就牵涉到温州模式的第三点“无为政府”。

　　其实，当年温州政府的无为哲学之所以受到很高礼遇，主要是比较于前期中国各地方政府普遍、严重的越位而言的。随着中国政府整体改革的不断推进，简单的“无为”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原来体制外的产业发展政府只需默认，而现在政府需要明确表态。”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认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

　　而浙江经济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更是指出，温州下层番薯经济的活跃，和上层思想结构的脱节，在另一个侧面，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悖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温州问题，就是浙江问题，和明天的中国问题。作为民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能否在政府自身的效能革命上再次先行实现突破，值得人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