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个人所得税率应降低

　　本报记者 王凤君 北京报道

　　“将个人最高所得税率降低到30%左右！”

　　这不是随便说的玩笑话，政协委员、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裁张红力已经把这个建议写进他的提案里。

　　自从去年被宣布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张红力就成为众媒体倍加关注的对象之一。其实从去年和今年来看，张红力交的提案并不多，但个个掷地有声。降低海外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可以说是张红力的创举。

　　“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张红力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中国加入WTO后，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国际市场和商业规则的管理型人才，当务之急，就是加大对这部分人才的吸引力度。而“物质上的激励无疑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告诉记者，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来看，我国对海外人才的“整体待遇”远不具竞争力，而海外人士到我国就业往往要承受比在其国内更重的税收负担。

　　据了解，目前，内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5%-45%，即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每级递增5%。全国统一制定的扣除起点额是每月800元人民币(深圳是1600元，广州是1260元，北京是1000元)。对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也是如此，只不过扣除起点额是每月4000元。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大大高于周边地区和主要发达国家。例如：香港是2%-15%，新加坡是2%-28%，马来西亚是1%-29%，加拿大是17%-29%，日本是10%-37%，美国是15%-39%。

　　张红力说，中国这种税收差异使外国人才在国内工作的收入大幅缩水，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到国内工作的意愿。

　　他举例，一个税前年薪50万元人民币的香港高级经理其边际税率为7%，相应纳税额约为25000元，而在内地50万元年薪的外籍员工其边际税率则高达25%，纳税额接近10万元。

　　张红力说，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水平是世界税制改革的一大趋势。

　　1986年美国将其税率由11%-50%不等的14档税率改为15%和28%两档。1988年，英国将税率下调到20%-40%。此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减少了档次并降低了税率。到了1990年代，东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为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争取高级技术人才，新加坡还将在2004年将所得税率进一步降到20%，直追香港。

　　然而事实上，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执行已有多年，近几年类似的呼声也很多，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其主要原因，据记者了解就是，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非常大，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可能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平。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张红力说，第一，受税收征管的制约，所得税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格局中只占约3%的比重，在GDP中的比例更低，远不足以用来调节收入的分配。过高的所得税只是落在了依靠工薪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身上，对抑制贫富分化的影响有限。第二，与其他地区的税率的差异造成了大量税收的流失，反而不利于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比如，目前很多国家已与中国达成双边税务安排或协议，境外人士在中国工作不超过183日，则不需要缴交内地税，很多香港长驻内地人员，工作一段时间后，便要回港，目的就是要避交内地所得税。第三，即使在税收征管不断完善的时候，适当的低税率也有利于减少税收规避，从而减少征管成本，增加税收。

　　人才乃强国之本，“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中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也提出要“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

　　为了增加对海外人才和留学人员的吸引力，给海外人才以有竞争力的“待遇”，张红力认为：应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适当增加保险费、教育、购房、赡养老人等照顾纳税人特殊情况的单项扣除项目；并对外籍人员的基本免税额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