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幸：再造一个什么样的江苏更重要

　　本刊记者 陈晨星

　　陶建幸很有韬略。初次接触他的人，往往惊叹于他高大的身躯，在江苏这种个子的人并不多见，因为需要仰视，所以在气势上就先夺人一筹。可能是学数学训练出来的思维(他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谈话慢条斯理，逻辑缜密，并无咄咄逼人之势，但机锋却是暗藏了，观点也是犀利的。

　　他又有多重身份：春兰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春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泰州市委常委。

　　这位集企业家、学者、官员于一身的土生土长的江苏泰州人，自然对江苏的沿江开发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财经界》：您如何评价江苏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沿江开发？

　　陶建幸：首先我认为江苏省提出沿江开发这个概念是正确的。因为它目前迫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南北的差距。这个问题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这并不是架两个桥就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有地理上的概念，还有文化人文的概念。比如温州、潮汕人，文化环境就决定了他就是要闯荡。那么我们这一带的人从出生的目标就是考大学、做学问。这个区别就大了。

　　还有时空的概念。因为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对问题思考和看法才会不一样。所以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沿江两岸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可能长期存在。

　　《财经界》：就目前的发展情况而言，沿江的苏北地区是否具备了开发的条件？

　　陶建幸：在江苏，所谓的苏南特色，就是乡镇企业加外资企业。而苏中没有这个概念，我记忆犹新的是春兰在1988年搞合资，有人说这是崇洋媚外，这就反映了观念上的差别。我们苏北是国有企业加农民。

　　但这种情况现在有了明显的改变。农民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有点状发展的概念了。

　　比如扬州三笑，可能一点不比苏南的企业差。这就有个示范作用，它毕竟动了，毕竟有了这个概念，有了这种愿望。

　　另外就是地方国有企业的崩溃，按照中央的精神就是抓大放小，我们在全国是小国营，属于需要放出去的。我看现在已经寥寥无几了，可能就是十来家，这也要进行改革。

　　所以现在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财经界》：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您怎样看这一轮沿江开发的协调发展问题？

　　陶建幸：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是永远的话题。但不协调，也是永远存在的。我们现在表述的协调发展，实际上是看差距是否在缩小。协调是一个理想，是我们始终追求的东西。

　　问题是这几年差距在拉大，南北的差距、东西的差距都在拉大。从地方来说，江苏南北的差距也在拉大，这就是问题了。

　　江苏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带。苏中处于尴尬的中间位置。苏南总体来说是好的。苏北较差，属于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包括加大一些固定资产投资的办法来拉动它。

　　实际上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交通建设，江苏的交通网中高速公路有三分之二是在江北。这种努力，我觉得这几年是很突出的。

　　我也注意到，去年江苏省政府决定，把靖江的一块地交给江阴去开发。这个事情很重要，它解决了苏南用地问题，这样做可以直接拉动苏北沿江地区。这个做法可圈可点。

　　但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可能还要关注两点。就是造血、输血，要从硬到软。现在南方，包括苏南，企业的产业转移是很简单的事。在我们这里还有一点困难，还是观念的问题。再一点就是企业的流动问题解决不了，因为这对政府来说可能是一大损失，但我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和战略考虑。

　　我曾经说过，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和政府是对立面。比如企业不希望增加工人，而政府希望增加就业；企业希望减少税负，政府希望增加税负等等。本身它就是一个矛盾统一的对立面。所以长三角开发也好，沿江开发也好，必须研究软的问题，研究造血机能的问题。

　　再造一个江苏是可能的，问题是再造一个什么样的江苏？是不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探讨的内容很多。所以我的结论是三个：第一，这是好的出发，好的动议，或者说好的目标；第二，是有可能达到的；第三，还有若干重大课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