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专题：两会报道之人本中国

    从加快“不平衡发展”、“先富论”的第一代发展战略，到现在的区域协调发展，“富民强国”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中国新领导阶层逐渐调整了思路，将“以人为本”作为新的治国、执政理念。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回归，却又赋予其现实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走过50年，终于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认识起点上，经济建设不是 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是为了人，不能本末倒置。

　　政府的角色在新的发展观中也许会悄悄地改变。在追求公平和效率，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职责督促下，政府的协调功能将会得到强化和完善。“五个统筹”、“以人为本”推动中国前行的第一步。

　　“中国是最具执行力的创新国度”——访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

　　本报记者 段晓燕

　　北京报道

　　在即将开幕的两会中，本届政府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备受关注，这些关注不仅仅来自国内，也同样来自那些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人士。在两会即将开幕之际，3月2日下午，我们专访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先生。

　　迪帕克先生长期致力于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于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发展观，迪帕克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称“中国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具执行力的创新国度”。

　　《21世纪》：您怎么理解这种新发展观的提出？

　　迪帕克：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在进入一个艰难时期，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发展缓慢的趋势提供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环境；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正在面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过快的发展和全面协调性的缺失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进驻中国以来，也一直致力于协助、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在现阶段提出新发展观，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国家要全面发展，就是要对物质资源、人的资源和自然资源这三种资源协调应用。一个国家要追求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让这三种资源平衡地发展；其次，经济发展是基础，但不是全部。人们希望在更好的环境下更自由、成本更小地决定自己的生活状态，而政府作为一种服务机构，也就有责任最大程度地提供服务，为所有的人们，包括那些贫困的、不能工作的人。

　　《21世纪》：新一届政府第一次提出“国家的发展是为人民的发展”，您怎样看待“以人为本”的理念？

　　迪帕克：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政府民主政治的体现。近些年来，中国的国内智力环境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国际先进的观念，他们清楚最好的游戏规则，并且在传播着这种新的游戏规则的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决策思路的开拓。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对国际成功经验的学习，他们敢于尝试、借鉴新的做法。

　　《21世纪》：作为对新发展观的一个贯彻思路，政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五个统筹”。在您看来，为什么将这五个方面列为重点？

　　迪帕克：这五个统筹提得非常好。我们的调查显示，过去的25年来，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在快速扩大。更严重的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内陆还是沿海，贫富之间的差距都在惊人地扩大。又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21世纪》：这么说来，这五个统筹，也是在过去基础上的一种延续？

　　迪帕克：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是过去一直面临的，也是将来会长期面临的，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问题是不需要找了，重要的是怎样给出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中国的新发展观，可以这样理解，是对一些老问题给出的新答案。

　　《21世纪》：那么，这个新答案和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又有怎样的异同和意义呢？

　　迪帕克：世界银行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办事机构，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发展战略和措施，已经深刻地表明了中国政府是一个愿意尝试的政府，愿意并善于解决问题，愿意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调动国内的智力资源。

　　另外，多年来，我们和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中国政府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政府，相对于其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21世纪》：对，执行力非常重要。要将新发展观和五个统筹都落到实处，在从理论到实践之间，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的。

　　迪帕克：是的。这些问题是中国确定新发展观的主要考虑，也是政府实施新发展观的主要障碍。在我们看来，主要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因为五个统筹中所有问题的落实，都涉及到财政的流动。中国现在是五级政府制：中央政府、省、市、乡、村，55%的医疗卫生费用、75%的基础设施投入、60%的教育支出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很多地方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这些支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统计和转移支付等系统并不能很好地协调工作。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最为重要的，物质资源、人的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协调应用，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否能落实，都离不开这一点。

　　《21世纪》：如果政府间的财政体系处理不好的话，一些需要财政支出的项目无法明确责任，一些需要共同协调的项目也会得不到很好的实施？

　　迪帕克：不完全是。政府间财政体系是非常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这张虽然很清楚的图示还不够科学，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21世纪》：那您觉得有哪些不够合理的地方？

　　迪帕克：比如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其次，要解决国内市场的隔离。中国在与全球接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国内市场的接轨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国内的每个省市、区域都是一种自我发展，是一种孤立的发展，每个地区只关心自己这个领域内的投资和GDP。

　　在这种前提下，投资不可避免造成重复，我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报告是，在中国，居然有125-126家汽车生产企业，有些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的话，无论是从竞争优势还是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都应该能得到提高。我们都知道“规模经济”这个概念的意义。

　　而且，这样也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膨胀，这样也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带来一些障碍。

　　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投资环境的改善。很多地方都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来抓，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招商引资都是通过一些关系或者非法律化的途径进行，这并不利于长期和全面的发展，应该尽快完善这方面的法制措施。

　　《21世纪》：在新发展观提出之后，世界银行将怎样去继续支持、配合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方针呢？

　　迪帕克：在未来，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将更加突出知识共享，由分析和政策咨询服务、研究及培训构成的知识性活动在国别援助战略中将占据重要位置，未来的一些新的贷款项目的预期将是跨部门和涉及多方面问题的，并强调机构建设。

　　具体说来，配合“十五”计划制定的2003-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援助计划，主要包括通过一系列的知识转让活动，改善经营环境，帮助加速市场经济转轨，这个方面的支持的重点放在帮助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公共部门治理；同时，通过贷款来满足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以及欠发达地区的需要，支持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和社会领域的项目；我们还将继续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水资源管理、小流域治理、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可持续农村发展和城市污染治理等领域进行改善。

　　有意思的是，我们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以前比较像老师和学生，现在更像是朋友。因为中国不再仅仅接受世行的援助，而且也更广泛地分享其发展经验，推动对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