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农村考察：为何农民不知道中央一号文件

　　题记：甲申这个年份，似乎注定和中国农民有大关系。

　　60年前，毛泽东推荐拜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珍惜中国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如今，中央没有为上年高达9.1%的GDP增速所陶醉，而是以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 ”为指导，首先推出专为农民增收而发的“一号文件”。

　　当然，巧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只是觉得，对于收入徘徊多年甚至陷入困境的中国农民而言，对于农村落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而言，今此甲申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年、转折年。

　　故而我们于“一号文件”颁施之始，特为鄂豫皖部分农区景况制鉴，以察眼下之起点、未来之进展……

　　一号文件？多少农民不知道

　　口号农业、会议农业、文件农业和都说“要如何如何”的“无主句”农业，要不得。都等上面的文件，都讲原则性的话，口惠而实不至，农民增收就难有多大成效

　　为什么不少人不知道

　　●有的家有电视，但没有电。有的看电视也不看新闻

　　●好政策听的不少，就是不落实，故而失去信心，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新政策了

　　如今是信息社会，信息传递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记者在潜江、长丰、蒙城、鹿邑等村，走一处问一处，见一人问一人，看知不知道一号文件，知不知道中央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结果不少人都说不知道。

　　不知道的原因很多。所去的农户，没有一家订报纸。有的家倒是有电视，但没有电。在鹿邑的时鸽寨，记者问时安祥：“最近看电视了吗？”“好几天都没电了，咋看电视。”“为啥没电？”“县里把电表给拔走了。”“为啥拔走？”“说是抄表去了……也好像是说校表。谁知道呢。”

　　看电视也不看新闻。长丰县鲁周村的戴本传家既有电视又有电，记者问他们看一号文件及有关内容的事，都说没看到。“你们不看新闻吗？”“不怎么看。”“那主要看什么？”“安徽台的《第一时间》，还看天气预报。”“为什么看这两个节目？”“《第一时间》有和我们有关的事，实实在在的；看天气预报因为明天要下地。”

　　记者了解到，《第一时间》是一档以舆论监督为主的节目，次日清晨还特意看了一下重播，讲最近哪个县的化肥、种子涨价后农民的反应，哪个乡一户农家的干柴垛没看好着了火，一商店卖假农药被查封……确实有不少跟农民有关的事。

　　看了不在意。好政策听的不少，就是不落实，故而失去信心，也不在乎有没有什么新政策了。在洪湖市的老沟村，记者问：“最近看电视听广播，听没听到中央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一农民直截了当地随口答曰：“听听，经常听。就是不办。”

　　贯彻一号文件，当然主要靠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但关乎农民利益的重要文件，农民自身却不知道，甚至漠然，毕竟不是回事，起码不利于文件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的监督。在上头文山会海、信息过剩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考虑一下下头信息闭塞与荒疏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村等乡，乡等县，一级一级等文件

　　有的地方有了文件的讨论稿，体例、条款、句式却与中央一号文件差不多

　　记者和一些村干部聊起一号文件的贯彻问题，基本上都是说：“村里能有什么办法落实这种文件呢？我们得看乡里的”，“多予少取不用说了，‘放活’放什么呀？现在农民还不‘活’啊？想干什么干什么。”

　　乡镇干部也在等待观望。在鹿邑县试量镇，党委书记王建林接受了采访。记者问：“中央一号文件里，有许多关于农民增收的政策，你认为应该咋操作呢？”

　　“作为乡镇这一级，只能等县里的精神。许多关于农村的政策、投资，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王建林实话实说。

　　到县里，记者见到了刚上任8天的鹿邑县委书记刘金志和县长杨延俊。刘金志说：“我刚从外县调到鹿邑，很多情况不了解，没有发言权。”杨廷俊当县长前是管组织的副书记，所以“对农村工作也说不清楚。”至于如何落实一号文件，要等市里(周口市)开过会再研究。

　　市里什么时候开会呢？2月25日，记者与周口市的有关领导联系，答正开“两会”，“两会”结束后，可能要开落实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市农村工作会议。

　　河南省的农村工作会议确实开了，是2月18日至19日。作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形式，是推出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实施意见》(讨论稿)。记者向农村政策研究方面的同志询问会议召开和《意见》起草情况，回答说，今年的会议由农业部门组织，我们也是在接到会议通知后才到会的。记者让他谈谈对《意见》看法，他说感觉有点空，缺少可操作性。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据这位负责人讲，今年元月15日，为体现对农村工作的重视，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并由省委一副书记担任组长。“因为刚刚成立，今后如何工作还不太明确。”

　　“这个《意见》今后如何落实、让哪个部门落实？”记者问。

　　“有关涉农部门都有责任，都是落实单位。”

　　湖北、安徽，大体如此。村、乡、县也都说自己落实不了，要等上边的文件。有的地方，也有了文件的讨论稿，体例、条款、句式与中央一号文件差不多，提法很一致，也有的多了些“较快”之类的副词。

　　当然，一些地方也不是没有说过具体数字。有个地方就头头是道地说：这一项多少多少资金，那一项多少多少资金，多得你都记不住。但当记者“较真”，询问“你就说说今年的支农预算资金绝对数是多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多大；去年的支农预算资金绝对数是多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多大，把这两年的数字作个对比”时，人家马上就“顾左右而言他”，绕另一个话题了。而且再较真就再绕开，再较真再绕开。会下，才给你“私语”其难处。

　　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但文件变金子不容易

　　口号农业、会议农业、文件农业和“无主句”农业要不得

　　在鄂州工作了26年的湖北省农办主任刘田喜说，中央这次的一号文件含金量很高，但能否变成金子，能否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是关键所在。现在的问题是，隔着许多条条块块等中间环节。有的环节把权力作为一种垄断资源，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吃饭和吃好饭的问题，虽然上边的钱拨下去了，但一路蒸发，到农民那里连个气泡都没了。比如，今年中央财政扶持三农要拿出300亿元资金，可能就没有经济学家来研究：300亿，真正进户落实到农民手上的有多少钱？如果部门、系统和地、县、乡、村，巧立名目，层层克扣，本应给三农的钱，就不知道变成什么钱了。

　　尽管不少同志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联系起来，相提并论，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也有的同志有另外的看法。尤其是1982年、2004年这首尾两个一号文件，背景、条件大不相同，要充分考虑其落实的难度。

　　有的同志认为，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背景主要是计划经济，那时候，文件往往很管用；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度已经很高，不可能文件一发就“立竿见影”了。再一个，当时农村主要还是由人民公社、生产队体制，走向“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大改革；而现在更多的成分是利益、资源的调整，是要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难得多。而越是这样，越需要认认真真抓落实，要不得过去那种口号农业、会议农业、文件农业和都说“要如何如何”的“无主句”农业。如果我们还搞些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农民增收就难有多大成效。

　　“我们正在研究‘一号令’”

　　我们离开潜江市的时候，一位搞农村研究的同志前来送行。他握住记者的手很是抱歉地说：“下午没来参加你们的座谈。因为正在研究‘一号令’。”

　　“什么‘一号令’？”

　　“就是中央一号文件哪。市里可重视了，我们正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张规华底气很足地说：“有了这一号文件，我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了。”经过解释和体会，弄懂了他说这话的意思：过去由于不太重视农业，当研究决策投资取向或优惠政策时，老是轮不到“农”的份，争又争不过人家，所以农业老是“吃亏”。现在一号文件在手，自然是另一种格局。

　　参加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湖北省农办副主任李新水介绍了文件的有关情况，着实让人感受到了“三农”问题在中央的分量。

　　省里也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就带人到农业厅现场办公，研究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问题；春节后的第一个省委常委会，就是研究关于农民增收的省里的第一号文件，确定了6月份以前每个月的农村工作重点。河南省领导要求“落实政策要不折不扣，不能扭曲、不能截留，更不能定了的事拖着不办。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该给的给足、该减的减够、该放的放开”，“要建立落实责任的工作机制，把农业和农村工作各项任务分解到部门，责任落实到个人，并加强考核监督。”总之，记者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确实是相当重视了，尽管有的还缺乏操作性。

　　好好研究“多予”的“直通车”等问题

　　湖北省农办主任刘田喜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研究多予少取问题。“多予”一定要研究通向农民的“直通车”问题。像粮食补贴，直接补到农民手上，农民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再比如，不管是水利资金还是什么资金，对农民能不能他改造一亩田就给他多少钱，别让部门把钱垄断起来？有的事情，不在钱多少，还体现一种感情，有以人为本的东西在里头。有的事情，好像意义挺大，我们做的时候又不善于给农民说明白，不善于和农民的利益联系起来，农民就“感觉”不到，也不利于凝聚民心。

　　长丰县委书记张晓麟说，“多予”要跳出过去单一扶持农业这个圈子。现在农民最担心的不仅是农业，而是病了不好办，天灾人祸不好办，贫困家庭子女上学不好办。一个花十几年工夫刚刚脱贫的农民家里，如果出个大学生就麻烦了。一年上万块钱的学费生活费，不光自己家得返贫，连亲戚朋友家都要跟着被借穷，真有点“升学率不断提高，农民不断贫困”的味道。诸如此类，都是城乡统筹发展中根本性问题。

　　刘田喜说，“少取”也需要全方位综合治理。因为政府“少取”了，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要多取，把政府少取形成的空间迅速填没了。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部门，有时候就直接间接地加重了农民负担。

　　放活、发展，才是增收的重要途径

　　监利、潜江、蒙城的有关人士认为，“多予”也好，“少取”也好，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作为一种方针，作为一种要求，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单纯局限在钱上，则又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粮食补贴，一亩地只有几块钱；农业税，即使都取消了，才几十块钱，能解决农家多大问题？所以，只有在体制上、政策上，放活、放宽农民进城做工和留下务农的各种途径，任由他们通过创造性地发展来增收，才能真正解决其腰包问题，才能拉动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远的不说，近两年搞的税费改革，去秋以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扬，年末的清欠民工工资等，都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监利县去年底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26.9亿元，3年增加的存款相当于过去50年的总和。潜江市去年农民人均增收193元，是前3年年均增收数的3倍多。进入腊月二十以后，城区到处人山人海，其繁荣景象多少年没见过。其中熊口镇青年村，一天开进去20辆摩托车。种棉花发了大财的姚桥村，一天拉进去一大东风车彩电。一号文件出台以后，农村放活、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会更好，农民就更有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