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江家村：1984-2004

　　□本报记者 成功 蒙唐阝

　　2月27日，江石头又一次回到伏牛山区的一个小村落。

　　从1984年作为村里惟一的一个大学生离开家，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江石头过往熟悉的东西，正慢慢地改变。

　　只有田园风光，在人们眼里依旧如诗如画：阳光下，油菜花金黄，麦田翠绿；山坡上，

　　几株梨树迎风而立，一树梨花。

　　“过得不赖”的那几年

　　河南省方城县拐河镇杨家庄村江家村，是农业大省河南中原地区的一个传统小山村。江家村距县城只有短短30多公里，可是开车要足足要跑上两个多小时。

　　江家村三面环山，偌大的山坡上孤零零伫立着几片小树林，山下谷地仅有的几块麦地和金灿灿的油菜花长势正盛。

　　村里原来共9户人家，41口人，同属江氏宗族。7栋红色砖瓦房和2户土坯房，零零星星撒落在半山腰上，其中一座土坯房已是残垣断壁。

　　现在村子里只有7户人家，其中4家房子空着。

　　70多岁的江秀德曾经是公社干部，后来在村支书的位子上离职。

　　“还是刚分田到户的那几年日子过得不赖。”江秀德回忆起那时红火的日子，眼神明亮。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78年就开始了，但江家村的改革来得比较晚，“我们村是1983年才开始量地分田的。”

　　“我当时根本想不通。”江秀德笑着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身为大队老支书的他困惑了好一阵子，“辛辛苦苦几十年搞起来的集体，咋说分就分了？”

　　集体挣工分、集体交公粮的统一行动管理模式，也一下子就散了。“分田分山到户了，往后犁地、交公粮可咋弄？谁管啊？”但江秀德当时只能先把心中的疑惑搁在一边，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心态复杂的村干部来到江家村，把耕地、坡地分成好、中、差三等，搭配起来分。丈量好后，撒点白石灰，压块石头为界，这块地就属于农户了。

　　“没人有怨言，地是抓阄抓来的，好赖都高兴。”江秀德说。分田到户，那时是“村干

　　部发愁，老百姓高兴”的事。

　　1983年的冬天，江石头的父亲江秀政站在自己房后的麦地里对儿子说：“咱家以后就指望这些地了！”

　　全村的地分完后，在“最后一次最集中的群众大会”上，江秀德给群众鼓劲打气说：“分地第一年能吃饱，第二年能吃上苞谷面花卷，第三年吃上白馍。”下面一阵轰然大笑——谁也不相信他的话，说他是“胡喷”(方言：胡说、瞎说)。

　　“分地前江家村每人每年口粮才70斤，根本吃不饱。现在说能吃上白馍，这不是胡喷是啥？”20年后的江秀德承认当时自己也很心虚。

　　“嗨，还真中，形势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分地第二年，俺庄就吃上白馍了！”江秀

　　德对自己的预言感到得意。

　　分田到户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分地的第一年，大家一天到地里转好几次，伺候孩子也没有比伺候地好。”江秀德和生产小队的干部们在失去集体的失落中感受着巨大的变化：再不用村干部天天喊广播、打钟催着大家到田里干活了，没有人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一家人一年的生活全靠分到的这块地。

　　“解放那么多年，可真是第一次把农民和土地捏到一块了。”江秀德说。

　　村民的精耕细作和对土地肥力的充分挖掘，不但使蕴藏的生产力得到惊人的释放，而且让江家村第一次摆脱了饥饿的困扰，粮食也“破天荒”地有了节余。

　　江家村41口人有32亩耕地及一些坡地。分地前，一亩地每年打110斤粮食，全村收成大概4000斤左右。分地后，一户就能打上三四千斤粮食。“一年下来，一户收的粮食就超过了搞集体时的生产小队。”江秀德说起分田到户的成果，颇有几分自豪。

　　江石头1984年因去上大学而告别家乡时，父亲已在腾出来的一间房子里圈起了巨大的粮食围子。父亲对儿子说：“好好上学，家里有几千斤粮食给你顶着呢。”

　　村子里的人感到了自由：1984年，村子的小河流水潺潺，姑娘们和母亲们从皂角树上摘下皂角，在河边洗衣服，小孩们在河里玩游戏、捉鱼蟹。

　　如今，梨花虽然依旧盛开，但小河和笑声早已不复存在。

　　地分了，“自私自利”的心态也随之释放。在外地工作多年的江石头每次回老家时，总能听到父亲叙说一些邻居的纠纷和苦恼。

　　以往一团和气的江家村的兄弟们，会为山上的一棵树、一块田角“红脖子”吵架。江秀德对江石头说：“你大(方言：父亲)就因为‘地边’跟我吵过架哩。你家的地在我的山坡边，我种了杨树，你大怕歇死了地，跑到村里告我的状。”

　　事实上，维护私产的意识，也正是在吵吵闹闹中得以确立的。

　　江家村目前只有7位老人了。“现在想想，那时候吵架也是挺美的事。”江秀德一脸怅然。村子的年轻人，现在见了面只会亲热不会吵了——大家都在外面找饭吃，有些人三年五载都见不到面。

　　为什么不种粮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价格的放开、粮食的丰收，的确让江家村人尝到了甜头。加上村子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还出了几个倒腾点农副产品赚点钱的后生，江氏家族的后代们精明能干，很让江家村扬名。

　　能天天吃上白馍的江家村并没有满足。江秀德兄弟一辈人为了让人丁兴旺的后人有更多生存和发展空间，用双手一镐一镐地在荒山上刨出小块小块的坡地，希望能通过增加耕地面积留住这样的好日子。

　　但“好日子只过了五六年”。江秀德说。

　　1992、1993年，江秀德的大儿子江成、江秀政的大儿子江工慢慢开始觉得“种地划不来”。“当时不但卖粮难，而且价格便宜了，种地卖粮的钱还不够买化肥和交农业‘三款’。”江秀德说。

　　江秀德算了一笔账：江家村人均不到7分地，一亩地最好的收成也就500斤粮食，而每斤粮食的价格也就在0.4元左右，每亩折合收入200元。每年种一季地，一亩地化肥要40元、犁地30元、种子30元、请机器打小麦20元，一共120元的成本——这还没算上人工费用和大半年的时间成本。现在实施减负政策——“费改税”后，不管好地赖地，人均地税50元。如果一家按4口人算，地里的收入根本不够缴税、吃饭，只能靠出去打工或做点小生意“倒过来补贴种地”。

　　“你说，再加上交‘三款’和各种各样名目的钱，还能剩多少？”江秀德困惑地问。

　　种地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土地现在不是聚宝盆，而成了保命田”。

　　从1993年开始，曾经尝试在外跑点生意的江成、江工兄弟俩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或者让父母种，或者包给别人。“在外面就是每天挣1块钱，也比在家里种地强。”被祖辈们看作命根子的土地，对他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之后，随着大批劳力外出打工，转包耕地也越来越难了。“现在没人再愿意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江秀德说。有些农民在地里种上树，有的干脆撂荒，再也不管了。

　　“我种地打的粮食，要比买粮食还要贵得多。我愿意当买粮食生活的农民，不愿做生产粮食的农民。”已经外迁的江成和江工，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开始了“离乡又离土”的另类农民生活。江氏家族的其他弟兄们也纷纷外出，北到天津、东北，西到新疆，南到广东打工，春节时大家回来简单地聚一下，然后就锁门闭户，留下老人，像候鸟一样走出家园。

　　和江家村一样景况的是，杨家庄共有150家住户，现在家里有人的不到50户，整个村都冷冷清清。

　　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却别无选择，只能从事高投入低收益的种地，他们倒成了江家村的种地主力军。

　　“我干活的时候，只要感到累，就赶紧停下来。我们不敢有病。”70多岁的江秀德说，

　　为了种地，他多次挨儿女们的责怪。

　　江石头这次回家，听到了村里其他3对老人的“举报”：他的母亲在离家南下前，几乎每天都在拼命干活。他们对江石头说：“别让你妈回来了，种地不划算。该给公家交的钱，你们替她出了吧。”

　　他们还说了一件“滑稽”的事，江石头的父亲去世后，竟然还被上面派了修公路的义务工。没有办法，只好孙子替爷爷去干，全村的人也帮着干。

　　至于城里人享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江家村人更是想都没敢想。“我们农民有两个养老保险，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土地。”江秀德说，如果生了病，只能是“小病熬，大病拖”。

　　“心疼着挣钱”

　　2003年，江家村的一个村民在浇地时，突然发现地里没有水，找来找去，他看到水顺着土壤下面的碎石头间隙流到了河里去了。

　　“我真是绝望，这就是我的地吗？”他用脚碾着土地。

　　“20年来，我们几乎是从土地里‘榨血’。”江家村人均耕地一直没有增加，仅有的土地长期循环使用，化肥令土地板结，土地的肥力耗尽，地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农业发展持续8年停滞，其间即便不断有优惠农民的政策出台，但一落到逐渐贫瘠的土地上，往往就会显得单薄无力。

　　“对中国9亿农民，要有‘魔法’就好了！”江秀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他并不绝望，他天天听广播，看黑白电视里的新闻。“我仔细看了中央今年的‘一号文件’，看样子农民还有希望。”

　　江家村人并不是没有想过致富，他们找过土地以外的财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1989年开始，不知谁先发现了江家村附近的山上有金矿矿脉。含量稀薄的金矿，让江家村和邻村的家家户户蜂拥而至，老少齐上阵，纷纷跑到山上去挖金子，掀起了一股“淘金潮”，而地里的庄稼没人管了。

　　江石头的母亲在淘金潮里，提个篮子在矿洞外拣零碎的矿石，积攒一两个月下来，竟然也卖了800元。

　　金矿着实让这一带的农民暂时富了一把。此后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单单一个杨家庄村，靠卖金矿石和土法炼金，就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尽管有些村庄的农民也在淘金洞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江家村所在的拐河镇也因为采金矿而繁荣过一阵子。

　　但代价是：江家村周边的山体变得遍体鳞伤。现在淘金潮已销声匿迹，“金矿还有，就是矿脉太深，挖起来不划算。”一位曾在淘金潮中赚了钱的村民说。

　　江家村的砖瓦房，差不多都是靠淘金潮中赚的钱盖的。但如今这点钱也差不多快用完了，江家村人只好另寻生存途径。

　　看到别的村子卖树挣钱，江家村人也开始砍树。

　　看着自己年轻时栽的、已长了30多年的参天大树一棵棵被砍下来，江秀德既心疼又无奈，“这是自己宰自己啊！可那些树你不砍，别人就会偷走。”

　　江秀德的弟兄们没有将树砍尽伐绝，每家门口都留下了几棵大树。在小小的村庄里，这些大树孤单单矗立着，就像仅剩的几位老人一样，见证着江家村的点点变迁。

　　大树都砍得差不多，人们又开始打起了小树的主意。

　　从去年开始，烧木炭成了拐河镇乡村里的致富新渠道——韩国人和日本人需要烧烤燃料……

　　江家村人也不得不加入这个行列——远山的栎树会让人偷走烧炭，村里人只好将树林估摸个价后卖给烧炭人——好歹多了一项收入来源。

　　站在江家村的山顶上，能看到方圆几公里内的炭窑冒起的青烟。山上的栎树树干，卖给烧炭商人，每斤的价格是五六分钱；六七斤的木材才能烧一斤木炭，一斤木炭卖到中间商手里，是1.08元。

　　连云港的商人来村里上门收木炭。木炭，成了杨家庄村目前惟一的“出口”商品。

　　政府已经不让这样干了。“但是来不及了，山上的栎树已经砍光了。”江秀德心疼地说。

　　生存的压力，令江家村别无选择。“卖木材烧炭心疼，但也只能是心疼着挣钱。”江秀

　　德没有想到，父辈们曾经拥有的烧炭手艺，在2004年得到了短暂的“传承”。

　　好在栎树是薪柴林，砍了之后，今年夏天就会长出茂盛的嫩枝。不过，“砍完、烧完，

　　往后5-10年里，就别想再从山上拿下任何一根超过鸡蛋粗的树干了。”

　　树砍完了怎么办？江家村的人不知道答案。

　　温饱之后

　　1996年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江家村也未能例外。这使得承担国家税收和“乡统筹、村提留”征收任务的乡镇和村干部与基层群众的关系，日趋紧张。

　　江家村的一位农民就颇让镇干部头疼：几年来，他拒绝缴纳相关的税费。镇里后来派人弄开他的家门，搬走了他家的粮食。这位农民便跑到省里上访告状，最后镇政府只好掏钱买回粮食还给了他。

　　“他做的也不对。”江秀德说，“国家现在并没说不要农民交钱嘛。”

　　但江家村的其他村民，每年都会缴纳地税和各种杂费。“我们老老实实地交，为国家做自己能做的贡献。如果政府能改善我们杨家庄村的走路条件，对我们就是天大的好事。”江秀德说。

　　江家村通到拐河镇的路，是一条破败不堪的土路。车开起来，一路尘土飞扬，颠簸不止。一到下雨天，糟糕的泥泞路面上，人、车都走不动。

　　2003年秋天的连阴雨，让江家村和外界隔绝了两个月之久。“路断人稀，与世隔绝。”

　　江秀德叹道。

　　“就这路况条件，种啥都不顶用，运不出去。”村民江富成说。

　　但是，江家村和其他自然村一样，每年都须上缴“乡村道路修理费”，一个人5元。可交了许多年，路也没见修好。

　　在江秀德的眼里，拐河镇现任党委书记展光辉是一个有想法的官员。“他想干对农民有益的事，可20年积累下来的历史包袱也太大了。”

　　几年来，江家村人依靠自己，使自己的生活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

　　几年前，江家村人通过集资，从附近的国有矿山拉过来了电线，全村人终于用上了电灯；2000年，看到电话线到了邻村，江家村也找到电信局要接电话线。但对方说江家村人口少，拉线划不来。后来还是在村里答应装3部电话后，电话线才进了村。

　　村子里现在有2台手扶拖拉机，4台黑白电视机，没有一头牛——盗牛成风，没有牛也免了提心吊胆。

　　“现在温饱问题是解决了，可就是不知道今后怎么发展。”这是江家村人总结20多年来的生活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不过，还是有些人找到了一条路。

　　江成和江工为代表出走的江家村的年轻人，过着比种地好得多的日子，这两位寻找出路成功的江家村人，成了村子里甚至外村人的榜样。“我们甚至带动了一批脑子活的农民”江成说。“土地产出无法满足农民自我的自下而上和发展，既然土地制约了我们，即使是被动的，也必须走出去寻找出路”。“现在的社会环境允许我们农民自由流动，也没有人说我们是盲流了。”

　　江工外出后取得的成绩连城里人都感到惊讶。他们最初从事的职业都和农业有关，在粮食市场开放后，他们突然发现区域间粮食品种调配是赚钱的机会，这成为他们发展的基础，“收购粮食，即使一斤挣几厘钱都干！”江成说，在过去几年里，山区的土特产、野生红蘑菇、中药材等成为外出的江家村村民弥补农业发展不足的缺陷。

　　江工和江成都已经在拐河镇的边缘盖了房子，尽管被忽略的土地仍在证明着他们的身份，但的确过着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看着自己的小楼和做的生意，江成说：“农业让我灰心，但我对前景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