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工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工业化进程

　　这是一场区别于建国初国家依照苏联模式完成的一次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因其发生背景、发动主体、行为模式以及意义的不同，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二次工业化”。在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们的自觉思考和行动。我们初以为他们只是这场甩卖国资的盛宴里最有胃口的入席者而已，但事实却证明，他们比我们想象得要更为理性，并且充满洞察力

　　□主笔 仇勇 记者 王晓玲 刘丽娟

　　一个中国家庭抚养着3个儿子：大儿子叫农业，很早就挑起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地工作以贴补家用；二儿子工业曾被当成光宗耀祖的希望，但后来默不作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三儿子叫服务业，最调皮捣蛋最不成器却被寄予了最高的期望。但这一次，恰恰是二儿子让这个中国家庭瞠目。

　　自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一共才上升了两个百分点；但自2000年以来，却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2003年前三季度，全部工业增长达11.8%。工业比重由2000年的50.2%上升到2002年的51.8%，2003年上半年又跃至57.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比重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处于波动徘徊状态。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姚景源1月20日在北京说，工业增加值对于2003年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在9.1%的GDP增速中，工业就占了6.5个百分点。在整个2003年，高烧不退的房地产热和汽车热，也加热了产业链上游的几大重工业产业，钢铁、建材、机械、能源等领域出现投资热、生产热和消费热，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工业生产在2003年坚挺无比。

　　在这些面无表情的数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民营企业家们的自觉思考和行动。他们几乎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潜行水下，屡次试探政府管制的容忍度和默认程度，在重工业领域悄然布局。我们初以为他们只是这场甩卖国资的盛宴里最有胃口的入席者而已，但事实却证明，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理性，并且充满洞察力。

　　这是一场区别于建国初国家依照苏联模式完成的一次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因其发生背景、发动主体、行为模式以及意义的不同，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二次工业化”。或许20年后，我们将有能力指出这些民营企业家今天的愚蠢和自负，但在此刻，就像每一个故事的开头一样，我们有理由为他们的大胆和勇气喝彩，并耐心等待他们接下来的演出。

　　民企的工业化自觉

　　这份名单越来越长。在渐次浮出水面的投资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是早已熟悉的面孔：刘永行、郭广昌、唐万里……但也有一些“神秘嘉宾”：李河军、张新、王林祥……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非是看到近几年中国重工业价格上扬、利润回归后才作出的投资决策，有的甚至早在1996年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谋篇布局”。

　　他们既显得雄心勃勃，但又不盲目和冲动。

　　李河军最早是在北京做贸易生意，1996年，他开始带领自己的私营企业华睿集团涉足电力能源领域。除了到全国各地收购和兴建一些中小水电站外，还广泛参与火电和风力发电项目。2003年7月20日，华睿集团出资12亿元人民币，完成了对黄河上游尼那水电站整体资产的收购。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一宗民营企业收购国有能源资产的交易，也正是因为这起收购案，李河军的能源梦想才得以进入媒体的视野。

　　李河军沉默了8年。在带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电力行业，一个民营企业所受到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这8年中，李河军拿下了广西长洲水利枢纽工程、金沙江中游河段梯级电站、青海尼那水电站、宁夏贺兰山风电场项目、康西草原风电场项目等十几个电力工程。预计到2006年，华睿集团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000万千瓦，投资规模达到600亿元。

　　特变电工(600089)董事长张新，自从1997年6月成功将公司运作上市后，就开始走出新疆，接连控股了新疆电缆厂、衡阳变压器厂、天津变压器厂、鲁能泰山电缆公司、沈阳变压器厂等，2003年12月29日，特变电工以2.3亿元完成对沈阳变压器集团的增资扩股，此举使得张新的特变电工成为全球最大的变压器设计生产公司。

　　远在内蒙古边陲小城鄂尔多斯市的王林祥，在近6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为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寻找“次主业”的焦灼状态中。制药、建材甚至电子元器件，都曾先后进入他的视野，但最终让他心动的是硅电项目。“我们分析了近10年来硅铁的价格波动和市场需求，最后的结论是，在我们当地做硅铁，即使全世界的硅铁厂都死掉我们仍然可以存活，这是我们下决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王林祥说。

　　表面上看似堂·吉诃德般的投资收购举动，事实上背后深藏着这些民营企业领袖们理性的思考。对即将进入的产业如此精细地观察和遴选，证明他们并不仅仅出于猎取丰厚利润的单纯动机，而是体现了他们对企业运作规律和产业演进法则更深层次的认识和领悟。

　　“我们想进入门槛高的、投资量比较大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可以使我们避免中小型企业的围剿，相对来说竞争环境宽松。”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对《商务周刊》说，“那时我感到非常非常困惑，隔行如隔山，我们会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也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迈不出这一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转型，我就感觉到我能力不够。”

　　那是1996年，刘氏4兄弟刚刚分家一年，刘永行已经觉得必须在现有的饲料主业之外，寻找新的产业投资方向。“我不知道从哪里迈出我的第一步。”刘永行坦陈。

　　1996年的刘永行已经48岁了，但他居然想到王永庆手下打工3年，学习这位台湾的化工业巨头是如何操纵如此庞大的资本和产业的。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打工，企业会对你有戒心的，根本无法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现成的机会可以学习，刘永行只好自己摸索。从1998年开始决定进入重工业时起的6年里，刘永行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之中，并且也极富耐心地等待自己真正“羽翼丰满”。在这6年中，刘永行并没有闲着，继续完成饲料工厂在全国的布局。“2000年我们完成在饲料行业的投资，现在我们投资的所有饲料厂都成活了。”刘永行给记者重述当年他算的一笔账，“我们有70到80个饲料厂，每个饲料厂拿出2000多万，我们就可以拿出20多个亿，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用各种金融手段再融资20多亿，那就有40多亿，这就足以进入大型产业了。”

　　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储备一旦成熟，刘永行出手很快。2002年1月，刘永行现身山东，与信发热电集团签订一份合资合同，成立信发希望铝业公司。但这只是为更大规模的投资作热身准备。2002年10月，刘永行挥兵包头，成立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冲进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

　　2003年11月3日下午，东方稀铝第一吨铝水出炉。刘永行说，东方希望仅用一年时间、投入20亿元，便建成了25万吨原铝生产规模并投产，无论是投资决策周期还是建设周期均是国际通行标准的1/3，“这是世界工业史上的‘包头速度’。”

　　“我们可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制造业之路，这就是，既有国际上的高标准，又有中国的低成本、快速度，这3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刘永行说，“所以我们的民营企业一旦进入这样的大型产业，我们会制定出世界竞争标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士楫将之总结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中国会走出与美国大规模生产和日本精益生产相媲美的生产方式，我称之为人机生产。这是一种模块化的可组装式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分解的，然后就用最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进行替代。”这种新型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必将建立起如刘永行所言的“竞争标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欢呼一个由民企主导的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政府有政府的担心。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国务院专题电话会议上发表谈话，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过度投资，并称国务院将于近期派出联合检查组，赴重点地区进行督促检查。此外，中央政府还计划建立和完善市场资讯发布和预警制度，引导地方和企业投资方向，以及加强投资管理，严格市场准入。

　　随后，银行马上做出反应。2月8日，银监会给各银行发放了一份通知，称将对向钢铁、铝业、水泥、房地产和汽车行业发放贷款的情况进行调查。除了严控信贷规模外，国家拟从环保、质检、土地等方面，限制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

　　一度传出被叫停包头项目的刘永行对此耿耿于怀：“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民营企业开始做高水平的、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群，政府只需要因势利导，民营企业就会在新型的重工业化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跟世界列强进行竞争。”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也强调：“没有竞争力的投资就是重复投资，而有优势竞争力的投资就不是重复投资。”去年以16亿元要约收购南钢股份，使郭广昌的“钢铁”雄心大白天下，现在复星集团的钢铁产业版块已经达到了150亿元的年销售额。

　　“我觉得未来全世界1/3的钢铁要在中国制造，1/3的汽车会在中国制造，1/3的纸会在中国制造。”郭广昌认为，看一个产业是不是过剩，要看站在哪个平台上，“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拿到中国来消费、来制造，如果我们通过制造业大量转移，迅速整合，使我们整个民营企业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平台，我们是为全世界造纸、造钢铁、造汽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所有行业里面，都有巨大的产业机会，所需要的是我们要优势的产业去加以整合。”他给复星的定位就是，做“全球化竞争当中的产业整合的领头羊”。

　　历史会重演吗？100多年前，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在美国重工业化的浪潮中成功成为令人眼热的财富豪门，今天，我们是否也正在目睹一个中国版本的摩根家族的诞生？

　　盛开的包头

　　清晨，安静的包头。在蒙古语里，包头是“有鹿的地方”。这里少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2002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将“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授予包头这座草原新城。但平静只是表面，这个老工业基地内部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的包头，10年前，同样陷入到大工业破产和国企倒闭的困局中。但在2003年，包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达到30%以上；2002年包头GDP为333亿元，2003年达430亿元以上，一年增加近100亿元；占全内蒙古自治区总量的21%。

　　在包头，记者听到了“包头现象”这个词来形容这种高速的增长。“内蒙是全国第一，包头是内蒙第一，我们是包头第一。”说起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姚魁元骄傲地说。

　　“现在的优势可以说是从劣势中创造出来的。”高新区副主任闫化冰告诉《商务周刊》。内蒙古地区地靠内陆，相对保守落后，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客观存在的劣势。而且，在包头这个地方搞高新区，谁也没有经验，高新区连定位都不清楚。从1992年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以来，一直发展缓慢，在全国53家高新区里倒数第二位。但在2003年，高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44.1个亿，比2002年增长60.9%，实现工业的总产值160.5亿，比2002年增长59.3%。

　　如果不是刘永行的稀土电解铝项目出现，可能很少有外地人知道这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民营资本的进入，不仅挽救了一个开发区，更让包头重新焕发出重工业基地的生机与活力。

　　李兴是2000年来到开发区招商局的，他全程参与了东方稀铝项目的前期工作，招商引资的工作在他眼里充满着“冒险性”。在高新区管委会的办公楼里，他指着不远处的“希望饲料”几个红色大字说，那里就是刘永行1995年在包头高新区投资1000万建立的一个饲料厂，而且这个厂当年就收回了投资。

　　2002年8月27日，刘永行来到高新区的希望饲料厂，这个消息立即被招商局获悉，管委会主任、包头市政府副秘书长苏文清和招商局的人一起把刘永行请到了管委会。在得知刘永行有意投资电解铝项目后，苏文清当即开始游说。

　　“当时就在这儿，”李兴指了指脚下，“苏主任和他谈了电解铝项目放在包头的各种优势。”

　　刘永行回上海后不到一个星期，9月2日，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和苏文清又专程飞到上海，他们这次带去的不仅是想法，还有一份包头发展铝电一体化的可行性报告。李兴对记者说，这个报告不是临时赶制的，包头对铝电一体化项目早已有规划，所以这个报告是相当成熟的。

　　9月12日，刘永行再赴包头，3天后，双方签订了开发协议。此后，刘永行从上海派了6名专家，做投资的具体调研。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国庆节我们一直都非常忙碌。”李兴说，“在专家们调研的同时，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做了一期工程5000多亩土地的拆迁工作，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做完了。”

　　2002年的国庆节，整个管委会，或者说整个包头市政府都在为稀铝项目奔跑。10月18日拆迁完成；10月20日做完最后的准备；10月28日，在双方洽谈仅两个月后，项目正式奠基开工。一位高新区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忆说，奠基当天刘永行非常激动：“你想想，一个政府让企业家那么激动……”

　　工业是包头的支柱，在2003年年初的中共包头市委九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包头市委书记邢云再次强调，实现工业化是包头市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现实的选择，要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继续发展冶金、机械制造、化工、稀土、农畜产品加工等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使包头成为内蒙古名副其实的“工业航母”。包头希望，到2010年，工业增加值要占到全市GDP总量的70%以上，工业对财政的贡献率要超过70%。

　　“但要振兴工业，让国家来投资不太可能。”包头市经贸委主任王惠明对《商务周刊》说，只能吸引国内外资金，而且是以民营投资为主。“包头毕竟是欠发达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没有优势，引进大型IT企业或世界500强企业难度非常大。”

　　近两年，民营经济大举进入包头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外来项目的落地，另外一部分则是控股、参股包头转制后的国有企业的民营资本。

　　截至2002年年底，内蒙古全区的国企在5年里减少了78.22%，共有1770个国有小企业完成了产权改制。2003年上半年，内蒙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重点放在71户大型企业上，并且今年要选出其中1／3的企业作为试点。部分国企将进入产权交易市场，通过协议转让、拍卖、招投标等形式公开转让国有资产。

　　而这一次的招商引资正是发生在内蒙古大规模国企改制的背景下。王惠明对记者说，除了目前市内几家大企业、军工企业，其他企业的转制都已在2003年底前完成。去年，包头全市新增私营企业1921户。

　　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回报更丰、风险更小的地方流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王惠明说：“民营企业过去只是完成资本积累，没有形成产业，急需进入新的产业完成二次创业。”

　　而由于政策的限制，工业领域长期由国企盘踞，与民营企业过去所处的产业相比，是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点。这一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王惠明举例说：包头铝厂是中铝下属的老电解铝厂，但是经过4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吨位，还是工艺都没有搞上去。东方稀铝上马后，包铝的好多工人都跳槽了。

　　“这就是竞争。”王惠明说。

　　新项目也给包头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民营企业以小型企业为主，大型企业大多不是劳动密集型，像西雅图那样一个波音一个微软支持整个城市的格局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太大了。”近两年新项目的引进已经为包头提供了几万人的就业机会，王惠明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我们今年估计会有20%以上的GDP增速。”

　　相同的故事，正在像包头这样处于中国内陆的前工业化城市——洛阳、太原、西安、萍乡、信阳……上演。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们从破产的边缘重新开始回复生机的呢？究其原因，一是原来的企业或破产或停产——尤其最近两三年的产权改制进行得非常彻底，既得利益者开始轻装上阵，改建新建私营新企业；而对利益受损的工人阶级来说，日子总是要过的，在被剥夺原有经济来源后，他们从能保证温饱的最低薄的基础开始，自己寻找自己的新出路和社会新角色，或做小买卖，或四处打工，渐渐也有了些起色。

　　从经济基本面来说，像包头这样曾经苦苦挣扎的城市，在熬过了阵痛最烈的几年后，由谷底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弹。而此次的回归，正是集中体现在由民营企业所主导的二次工业化大戏。

　　从一次工业化到二次工业化

　　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建并通过“一五”计划重点上马的几个重工业项目，奠定了包头最初的工业基础。这其中包括包钢(投资9.19亿元，年产生铁160万吨，钢150万吨)、包头四道沙河热电站(投资6120万元，机组容量5万千瓦)和宋家濠热电站(投资5538万元，机组容量6.2万千瓦)。

　　一位美国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写道：“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密切合作时期，中国热情地接受了毫无疑问是现代历史上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在这10年中，中国从苏联获得了现代工业体系基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变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苏联的指导，并且听信采用同中国拥有的资源不适应的苏联式的强制性工业化。”

　　当“一五”计划完成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建立。5年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19.2%，其中生产资料类(主要是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2.2倍，轻工业增长83%。“中国的工业化史总算跨过了漫长的‘序’，掀开了真正的第一页。”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李志宁在《大工业与中国》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工业化需要‘补课’。因为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在建国之初只是完成小农经济转型，没有完成市场化过渡。”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对《商务周刊》说，“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重新完成市场化过程。”

　　多种因素的交替作用，使得在这个21世纪初叶，中国走上了二次工业化的道路。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经济的初步市场化过程的完成；政府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并转变职能；国家资本退出大多数产业领域，间接提供了民企通过购买国有资产而获得行业准入的可能；民企通过多年在轻工业领域的积累和资本市场的打拼，初具大规模投资的实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消费拉动的对重工业生产的需求突然旺盛起来，因此使得在重工业领域的投资变为现实的可预见的选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执笔人，他向《商务周刊》比较和分析了这两次工业化浪潮之间的不同。首先是体制背景不同，二次工业化的发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市场配置的因素更明显；其次是拉动力不同，一次工业化建立的工业体系是内部循环式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内部对流运动”，而二次工业化则是由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第三就是行为主体不同，一次工业化是由国家发动的有意识的工业化过程，而二次工业化则是由企业通过自觉和自发行为而启动的，政府在此过程中倒显得完全没有准备；第四是两个系统的封闭与开放特征迥异；最后一个差异是技术环境不同。

　　“中国最近由工业生产所表现出来的新一轮强劲增长是符合内在规律的，”李佐军评价道，“民企投资重工业的体制性基础已经形成，这和前些年在轻工业领域发生的国企与民企此消彼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李蓉看来，民企主动投身重工业的动机或许还和“两栖化生存”有关。“如果民营企业利润高，对当地经济、就业等方面都会有所贡献，对市政和服务业也有所拉动。而这种发展有时是通过获取政治资源获得的。”李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强调，“这种生存也有不利一面：民营资本可能会利用更多资源谋取利益，造成了公众利益私有化。”

　　这种两栖化生存的状态，反映了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财富安全的某种隐性担忧。中国已经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早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灰色资本积累行为，此即为当下争论不休的民企“原罪”问题，而越是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民营企业家内心的不安就越强烈。一位曾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民营企业家在杨斌、周正毅等人落马后，就曾私下对记者谈到，如果可以转身投资工业生产，形成较长的产业链条和较大就业规模，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拉拢。通过实业投资以间接换取政治安全，恐怕正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更为隐秘的想法。

　　必经之门

　　中国重走重工业化之路，是不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门？或者说，一个“二次工业化”的历史时期是否已经到来？霍夫曼(W.G. Hoffmann)在1931年通过对20个国家的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重工业的比重会显著上升，即出现“重工业化”。这里的资本品工业就是指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工业生产。

　　多位经济学家采用不同的分类方式，亦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这一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已表现得相当明显：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自1880年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20世纪初和“二战”后分两次进入了重工业化阶段。

　　为什么中国的一次工业化没有完成重工业化的使命？原因可能在于，借助苏联援助而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只是让中国达到了工业生产“就位”的水平，而随后的工业化正常发展秩序却被大跃进和文革等外部性因素打乱了。

　　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何传启是二次现代化理论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的研究将肇始于18世纪的全球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

　　何传启将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总结为“长江模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有梯度的，所以现代化进程只能向前，而不能后退。否则，发达地区就会挤占非发达地区的发展空间。如果发达地区的发展出现倒退，就会出现地区经济间的‘互相残杀’的现象。”何传启对《商务周刊》说，“在倒退中的前进，是牺牲原有财富的基础上的增长。这种在倒退中的发展可能对于局部地区是有利的，但是从全国经济布局来讲却是弊大于利。”

　　中国的二次工业化进程恐怕在未来更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果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如京、沪和沿海地区，从发展知识经济的道路上退回到工业生产阶段，将有可能挤占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市场空间。这样的矛盾，已经在长三角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之间显现出来。

　　新华社在2003年年底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长三角制造”与“东北重化工”在产业链上能否最终实现对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制造”的未来。要么是“长三角制造”转型不成功，长期陷于加工制造的初级层面，成为国际制造业分工中的“加工车间”；要么是“长三角制造”付出巨量投资在装备工业和基础原材料工业领域另起炉灶，新建一整套现代制造业体系，而东北老工业基地面对“长三角”新兴重化工业的竞争，进一步趋向沉沦；要么是东三省重工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市场化改造，承接国际重化工产业转移，加快实现现代化，重新成为我国现代制造业的支撑力量，最终与珠三角、长三角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

　　“中国要想不让现代化进程出现地区间的断裂，就要使不同产业形成合理布局，各经济体形成自己的发展空间。”何传启说，“在此基础上要努力突破原有产业循环，如果不能打破原有发展周期，经济就会在原地循环。”

　　正如《商务周刊》上期社论中所说，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实验。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的现代化，首先就需要大规模资本金投入，欧美等先发国家都是通过对内剥夺与对外掠夺两种途径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即使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资本的原罪”也是“必须经受的苦难”。毛却带领中国人走上了一条力图避免“资本原罪”的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现代化的道路：以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主体，对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积累，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民与工人做出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底线保障的承诺，以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血淋淋的和肮脏的东西”。但今天，这种违反历史规律的“资本积累”路子在中国彻底终结了。中国现代化史在走过一段“之”字形道路后，终于还是摆脱不了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历史宿命，又重新回到当初的起点。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原罪、寻租、瓜分与偷窃。自由派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认为，这其实是制度的“罪”：“如果一个税收体制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在逃税，就说明这个税收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们还进一步将制度原罪具体归结为“产权制度原罪”，不仅认为中国富人们的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是制度逼使的，而且只要富人的私有财产得到保护，诚信问题自然就解决了。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则反驳道，难道一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化，就不会有资本由面到点聚集的原罪了？原罪依旧，只不过方式由西方社会个体对个体的攫取，变成了个体对已经实现聚集起来的工友财产和资源的瓜分。

　　不管左和右如何争论，真正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因为二次工业化而使得某些地区出现的复兴迹象，是否意味着一个正和效应的改革又回来了？阵痛是否真的已经结束，这种反弹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又进入到一个多赢的阶段？

　　它依赖于多种力量的行动，其中之一就是民营企业家投身重工业生产的努力，即富人们尽快从“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中走出来，将在重新分配中累积的财富——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手段——转化为实业投资，创造新的价值，像他们几百年前的欧洲同行那样，为洗清原罪，一方面厉行节俭，投身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认购“赎罪券”方式，进行各种救济穷人的筹款。这一过程或许并非有意为之的，但基于实业投资冲动的二次工业化，却实实在在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不仅在产业经济上有财富创造的价值，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与谅解。它或许是个副产品，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拥有更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