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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四川社科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
本报记者 忠平 都报道
中国需要多个经济增长极
《21世纪》：如何正确看待成渝经济区在全国的地位？
刘世庆：成渝地区的经济特征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城市密集；二是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实力强、重型工业和中央企业比重大；三是长江上游地区，从而在能源和生态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成渝地区是西部最发达地区和增长中心，但中国需要多个经济增长中心，西部需要多个增长中心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全国来看，光有东部的三大中心不行，从西部来看，光有成渝也不行，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贵州、昆明、南宁等中心城市，都应该成为区域性的中心。
《21世纪》：国家发改委将“成渝经济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您认为在此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和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世庆：近年来，西部在大开发中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但东西部差距仍在拉大，显然，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进一步深化。我认为应向两个方向深化，一是推进公共政策目标的改进和完善；二是让西部有条件的地区、西部的重点地区加快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一城市化进程，目前已进入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加速发展的阶段。过去20年中国的三大经济增长中心——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现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西部地区也应该像东部的发展轨迹，让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发展。而其中成渝是最有条件的，那儿有西部最密集的城市群，这是川渝地区将来更快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未来政策的着力点所在。
《21世纪》：让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发展？是不是像东部沿海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一样，通过特区政策、税收政策、高新技术和产业支持等各种政策，推动西部相对较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
刘世庆：如果没有率先改革开放和税收减免等重大政策优惠，东部当年的启动和发展是难以很快见效的。值得注意的是，WTO并不排斥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特区。相反，国际上近年来正在出现新一轮的特区热，韩国、日本等都在纷纷设立和酝酿设立特区。
西部大开发可以而且应该选择若干有潜力和特色的增长点建立各种特区，包括自由贸易区、边贸区、资源开发特区、生态特区、教育特区等。
比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地缘优势的广西、云南，与中亚接壤的新疆，可建立自由贸易区；在生态脆弱地区和资源开发区建立资源开发特区；对较发达的成渝地区、关中地区，给予类似于直辖市的特殊政策扶持等。
川渝合作的挑战和机遇
《21世纪》：那成渝经济区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几极呢？
刘世庆：成渝经济区有可能会成长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东北之后的第五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更看好东北，东北本来基础较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又是以产业振兴为主要内容，这与以生态建设、资源开发(并外输)的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任务，有着很不同的带动效应。
另外，成渝地区与中部特别是武汉相比，也不能盲目乐观——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甚至与湖南、河南、安徽、江西等比较，成渝地区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我认为成渝经济区成为第五极有可能，如果自身努力不够，或政策不当或国家政策支持不够，说不定还会成为第六极——落后于中部的大武汉地区。
《21世纪》：您怎么看川渝两地政府签定的“1＋6”协议？
刘世庆：“1＋6”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相信政府合作框架、政策支持力度、企业融合进程，都将会进一步深化。另外，川渝合作和成渝经济区的发展，一定要高度重视区域金融中心和区域资本市场建设。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全国各地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的发展是既快又活跃，但西部落后了。成都、重庆过去都争取过第三交易所，但现在却很低调；从四川和成都来看，连地方能够有所作为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也远远落后了，不仅落在东部、中部后面，甚至落在西安等西部城市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认为西部开发银行、产权交易所等，都应列入川渝合作和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内容。
《21世纪》：川渝地区国防工业、中央企业的比重很大，这也给合作带来了难度。
刘世庆：应该说是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1978年，川渝地区(当时的四川)三线军工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在今天我国工业化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时期，这一结构自然成为川渝的优势，成为两地合作的重要内容。
但另一方面，成渝地区的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比重大，使这一地区的条块分割问题又更加突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四川的德阳二重、东方集团等，这些有分量的大企业都属于中央，地方基本上是一个生产企业。地方没有资本经营的权限，大大影响了资源的整合。
我认为，解决国防企业、中央企业、科研机构的改革和体制问题，与川渝两地政府打破分割加强合作，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甚至更加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个原因，成渝急需“东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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