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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老的梦想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于理想的民族。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贫穷的抗争中，就表达了对未来富裕生活、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最早表达人们对摆脱贫困、拥有未来幸福生活的梦想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孔子极力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赞成崇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力主“爱无差等”，以“兼爱”、“非政”为原则，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们描绘了一个没有财产私有、人人相爱、大家平等劳动、没有战争和剥削的理想社会模式。
真正能够系统反映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还是成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在该著作中，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比较系统的“大同”理想，是对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所提出的理想社会的高度概括、诠释和完整表述。
“大同”理想不仅存在于古代思想家的头脑中，而且存在于普通群众之中。陈胜、吴广在领导秦末农民起义之前，首先口头立下了“苟富贵，无相忘”之约，表达了贫苦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唐朝末期，王仙芝领导农民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其用意在于补不足均有余。宋朝爆发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发动群众，他宣布：“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农民起义首领钟相明确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等贵贱，均贫富。”到了明末李自成起义时，把“均田免粮”作为起义军的纲领。以及后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志士仁人笔下极富幻想色彩的“大同”理想给了千百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以无限的憧憬。
二、崭新的开端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中国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疮痍满目，伤痕累累。
为了尽快改变贫穷现状，新生的人民政权立即致力于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国民经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政策、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公私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措施，新中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57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了637元。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没有大发展，很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1957年相差无几。如果将1957年和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消费食品数量相比，粮食减少20公斤，鱼虾减少0.26公斤，肉类仅仅增加了0.64公斤。1957年和1978年，中国一般农民家庭用于生活消费方面的支出分别占整个支出的98.3%和97.3%，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78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33.5元，其中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40元以下。按照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贫困标准，当时有2.5亿的农村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占农村总人口的33%。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12月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分析贫困原因的基础上，通过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由此，开始了从1978年到1985年以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的新阶段。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到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来访客人时，再一次谈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一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很快提高。1984年农业生产总值是3214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1%。1978年到1985年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增加了264元和192元。总体来看，自1978年到1985年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贫困行动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使贫困人口的量大幅度减少，由1978年以前的2.5亿下降到1.25亿，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二是贫困地区的公布范围逐步缩小。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贫困地区几乎是遍布全国农村各地，范围很大。此时，贫困地区的分布由原先的全国各地缩小到699个县，其中国家重点扶贫县331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绝大多数农村很快摆脱了贫困并逐步走向富裕。但由于种种原因，使中西部的贫困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迅速拉大。到1986年，全国贫困县为664个，其中430个贫困县分布在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绝大多数位于中西部的山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习惯称之为“老、少、边、穷”地区。为了尽快帮助这些连片贫困地区脱贫，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协调发展，从1986年到1993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
1986年以来，为了加快反贫困的步伐，帮助全国1.25亿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中央和国务院在1984年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具体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展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86年到1993年的8年间，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208元增加到1993年的483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8000万，平均每年减少640万，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4.8%下降到1993年的8.22%。我国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自己的努力下，正在逐步走出贫困。
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使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和类型发生了变化。主要是：贫困人口逐渐集中到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山区和青藏高寒山区。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说明了地理环境恶劣、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等是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新阶段。
三、历史的壮举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此，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为了确保《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的目标能够实现，1996年、1998年、1999年、2001年分别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强调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逐年增加财政投入、扶贫到村到户、鼓励社会参与、加强地区间协作、支持自愿移民、扩大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强化扶贫资金管理、扶贫重点向西部倾斜、动员中央政府各个部门支持贫困地区开发的各项措施。
自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国家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大规模扶贫攻坚，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贫困地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经过7年的扶贫攻坚，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原先的8000万减少到了3000万，占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3%左右。除了少数社会保障对象和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残疾人以外，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是一个历史的壮举。
回首中华民族反贫困的历程，在一个有13亿人口而且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形成贫困的原因复杂的大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反贫困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历史壮举的经济与政治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它不仅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所做的艰辛努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中国扶贫开发的艰难历程及其辉煌成就，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民族繁荣和国家富强。(国风 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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