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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溥
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直接原因。由于影响市场发展的诸多因素，如居民增支减收的心理预期依然较强、农民收入增速的减缓，农村市场还没根本启动、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等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增长等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居民消费偏低主要表现为消费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消费率一般指消费需求占
GDP的比重。从目前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增长的快慢直接制约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影响商品市场的活跃程度。我国居民消费率近20年不仅偏低，而且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六五”时期为66.5%、“七五”时期为62.4%，到“八五”时期降为59%。进入“九五”以来，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下降的格局出现了进一步强化之势，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弱化。1997、1998、1999年分别为58.5%、58.7%和60.3%，均低于改革初期1978年61.8%的水平。消费率下降，直接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它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7.3%，巴西为78.9%，俄罗斯为73.2%，日本消费率略低，但也有70%，加拿大消费率为79.5%，美国消费率为83.8%。
因此，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属典型的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享用)的部分较少，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较多。尽管这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消费率偏低已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因此，目前大力倡导和鼓励消费已十分必要。首先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近年我国经济生活领域暴露出的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下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下岗人员增多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此相关。
改革现行消费体制和调整消费政策也是促进消费结构转换的需要。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城镇居民基本消费已相对饱和，消费正向小康水平迈进，但实现消费升级遇到了体制和政策性障碍。如果不及时对短缺经济时期制定的一系列税费政策法规作出相应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国仍属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居民的消费水平目前还不高，耐用消费品拥有率也比较低，服务性消费的份额还较小。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还较低，大部分农民正处于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化过程中，增加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扩大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需要。我国经济正处于新的发展时期，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立足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必须把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方针。
为此，我国应调整并制定中长期消费的总体政策。从我国今后中长期消费总政策来看，应坚持实行“适度消费”的总政策，即消费水平提高基本上应与同期GDP同步增长，消费率的上升应与收入的增长基本同步。这一政策兼顾了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两个方面。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总政策，依据这一总政策制定具体的消费政策。实行鼓励性消费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9%逐步升到接近东亚国家的65%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长率在未来几年中应当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2%。
同时，还要及时清理和废除一些旧的过时的消费政策，建立新的积极消费政策。当前尤其要大力调整热点消费的相关政策，启动消费，如住房消费、汽车消费、信息消费、旅游教育医疗服务消费等，要注意新的政策、法规和规定不能与鼓励消费的总政策目标有抵触，以免造成新的消费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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